第0791章：正史英雄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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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荀彧和程昱留守大本营，他自己带兵再次征讨陶谦。
这次又连下五城，一直打到东海边上。在退军途中，他还捎带着击败了刘备，并攻下襄贲——史书里还追加了一句：所过之外，杀人很多。
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
相比于《三国志》里的轻描淡写，《后汉书》则是过程详尽且毫不留情。而且，不是一般杀戮，是屠城，甚至鸡犬不留。
初平四年，曹操击谦，破彭城傅阳。谦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
东晋史学家孙盛对此大加鞭笞，说子报父仇，名正言顺，但打着报仇的旗号滥杀无辜就太过分了。
孙盛曰：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
可见，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里面就有曹操的很大功劳。
战争是一项系统工程，决定胜负的不只是兵力多寡，还有后勤、谋略、心理、气候以及地势等诸因素。也就是说，打仗不是简单的群殴，人多必胜，人少必败。
中国战争史上曾有过多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像巨鹿之战、彭城之战、昆阳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虎牢关之战等等，
其中以曹操为主角的就有两场，战绩是一胜一负：胜是与袁绍的官渡之战，负是与孙、刘联军的赤壁之战。
不过，从裴松之的分析来看，官渡之战的所谓以少胜多是注了水的，而且水分还很大。
我们来看一下战争过程和裴注。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十二月，曹、袁二人相持于官渡。五年八月，袁绍将大营稍稍往前作了推进，并依沙丘扎寨，东西军营长达数十里。
曹操也将阵营分列，与袁军针锋相对，不过，在试探性的交手中，曹军失利。尤其对曹操不利的是，当时曹军还不到一万人，受伤的还占了二、三成。
（建安五年）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
看到这里，裴松之不愿意了，连续发出灵魂追问，对本纪的记载表示了严重质疑。
首先，裴松之认为，曹操起兵的时候，原始资本就有五千，之后虽然不能说是百战百胜，但负的比例只占十分之二三。
况且在大破黄巾军后，他又一次性收编降卒三十多万，这还不算从其他地方受降的人数。如此一来，即便是每次打仗都有损耗，也不可能出现兵不满万的情况。
臣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馀万，馀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
其次，结营对峙，和面对面冲锋不一样。按照本纪所载，袁绍十万多大军，结营东西达数十里长。曹操他就是再有办法，也不可能用八千人结成和袁绍一样长的大营。所以，曹操的人即使比袁绍少一些，但也不少到哪里去。
夫结营相守，异於摧锋决战。本纪云：“绍众十馀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
世语曰：绍步卒五万，骑八千。孙盛评曰：案魏武谓崔琰曰“昨案贵州户籍，可得三十万众“。由此推之，但冀州胜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乎？绍之大举，必悉师而起，十万近之矣。
再次，《孙子兵法》说“十则围之”，如果袁绍有这么多人，早就把曹操围得跟铁桶一样了。而事实上曹操不仅没有被围，还有余力派出徐晃劫其粮车，他自己也带着若干人去袭击了袁绍粮草所在地乌巢，出入无碍，袁绍没有任何办法阻止。
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
第四，曹操取胜后，很多记载说坑杀了七、八万袁军。这一点更不可思议：这七八万人如果四散奔逃的话，曹操仅凭八千人能制止得了？而能让步这些人乖乖地引颈受戮，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
第五，按照《钟繇传》所记，在曹操和袁绍官渡相持的时候，司隶校尉钟繇曾支援前线两千匹战马。而曹操的本纪和《魏晋世语》则说当时曹操只有可怜的六百匹战马，那么，钟繇送来的马哪去了？
按《锺繇传》云：“公与绍相持，繇为司隶，送马二千馀匹以给军。“本纪及世语并云公时有骑六百馀匹，繇马为安在哉？
所以，裴松之最后给出了结论，说负责记述这件事的人为了宣传效果，才故意夸大了双方的力量对比。
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因李傕、郭氾内讧，长安大乱，汉献帝刘协趁乱逃往洛阳。在曹阳准备北渡黄河的时候，太史令王立前来阻止，理由是天象不允许。
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天象对宗正刘艾和汉献帝分析说，从去年春天开始，金星（太白）向中央运行，在斗、牛二宿间与土星（镇星）相犯，然后过天津至于天关。
火星（荧惑）则从南方逆行至天关，与金星在天关区相会。金、火相遇，从天象来说是要发生朝代鼎革的先兆，汉祚将终，代之而起的是曹氏建立的魏朝。
张璠《汉纪》曰：初，天子败於曹阳，欲浮河东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镇星於牛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
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将自轵关东出。立又谓宗正刘艾曰：”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
立后数言于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
曹操听说后，倒是没有把这位王立怎么样，只是派人告诉他说，我知道你是忠于朝廷的，只是天机深远，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以后少说这一类的话。
公闻之，使人语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
曹操为什么会低调处理这件事，他真得没有什么想法吗？
当然不是。当时献帝东迁，关东群雄逐鹿，大小军阀遍地走，曹操还远未显露王者之相，所谓低调，只是时机不成熟而已。
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晋位魏王。二十四年，孙权上表称臣，并希望曹操顺天应人，登基称帝。曹操对众人说，孙权这是想把我架在火上烤啊。
但是，陈群、桓阶、夏侯惇等人却一致劝道，大王功高盖世，汉祚也是因你才得以延续这几十年，孙权的意见很对，因为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曹操感慨地说：我现在的权力地位和当皇帝还有什么区别吗？如果天命真在我们曹家的话，我会把机会留给我儿子。
《魏略》曰：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侍中陈群、尚书桓阶奏曰：“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於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適今日也。……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
《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今殿下即戎三十馀年，功德著於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这个时候，天下虽然三分，但无论是土地还人口，曹操已实得其二，所以，他就不用再刻意隐瞒真实想法了。
裴注《三国志》广征博引，取材甚杂，像《九州春秋》、《魏晋世语》、《汉纪》、《晋纪》、《曹瞒传》等，可考者居然达150余种（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
又因为这些著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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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荀彧和程昱留守大本营，他自己带兵再次征讨陶谦。
这次又连下五城，一直打到东海边上。在退军途中，他还捎带着击败了刘备，并攻下襄贲——史书里还追加了一句：所过之外，杀人很多。
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
相比于《三国志》里的轻描淡写，《后汉书》则是过程详尽且毫不留情。而且，不是一般杀戮，是屠城，甚至鸡犬不留。
初平四年，曹操击谦，破彭城傅阳。谦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
东晋史学家孙盛对此大加鞭笞，说子报父仇，名正言顺，但打着报仇的旗号滥杀无辜就太过分了。
孙盛曰：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
可见，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里面就有曹操的很大功劳。
战争是一项系统工程，决定胜负的不只是兵力多寡，还有后勤、谋略、心理、气候以及地势等诸因素。也就是说，打仗不是简单的群殴，人多必胜，人少必败。
中国战争史上曾有过多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像巨鹿之战、彭城之战、昆阳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虎牢关之战等等，
其中以曹操为主角的就有两场，战绩是一胜一负：胜是与袁绍的官渡之战，负是与孙、刘联军的赤壁之战。
不过，从裴松之的分析来看，官渡之战的所谓以少胜多是注了水的，而且水分还很大。
我们来看一下战争过程和裴注。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十二月，曹、袁二人相持于官渡。五年八月，袁绍将大营稍稍往前作了推进，并依沙丘扎寨，东西军营长达数十里。
曹操也将阵营分列，与袁军针锋相对，不过，在试探性的交手中，曹军失利。尤其对曹操不利的是，当时曹军还不到一万人，受伤的还占了二、三成。
（建安五年）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
看到这里，裴松之不愿意了，连续发出灵魂追问，对本纪的记载表示了严重质疑。
首先，裴松之认为，曹操起兵的时候，原始资本就有五千，之后虽然不能说是百战百胜，但负的比例只占十分之二三。
况且在大破黄巾军后，他又一次性收编降卒三十多万，这还不算从其他地方受降的人数。如此一来，即便是每次打仗都有损耗，也不可能出现兵不满万的情况。
臣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馀万，馀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
其次，结营对峙，和面对面冲锋不一样。按照本纪所载，袁绍十万多大军，结营东西达数十里长。曹操他就是再有办法，也不可能用八千人结成和袁绍一样长的大营。所以，曹操的人即使比袁绍少一些，但也不少到哪里去。
夫结营相守，异於摧锋决战。本纪云：“绍众十馀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
世语曰：绍步卒五万，骑八千。孙盛评曰：案魏武谓崔琰曰“昨案贵州户籍，可得三十万众“。由此推之，但冀州胜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乎？绍之大举，必悉师而起，十万近之矣。
再次，《孙子兵法》说“十则围之”，如果袁绍有这么多人，早就把曹操围得跟铁桶一样了。而事实上曹操不仅没有被围，还有余力派出徐晃劫其粮车，他自己也带着若干人去袭击了袁绍粮草所在地乌巢，出入无碍，袁绍没有任何办法阻止。
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
第四，曹操取胜后，很多记载说坑杀了七、八万袁军。这一点更不可思议：这七八万人如果四散奔逃的话，曹操仅凭八千人能制止得了？而能让步这些人乖乖地引颈受戮，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
第五，按照《钟繇传》所记，在曹操和袁绍官渡相持的时候，司隶校尉钟繇曾支援前线两千匹战马。而曹操的本纪和《魏晋世语》则说当时曹操只有可怜的六百匹战马，那么，钟繇送来的马哪去了？
按《锺繇传》云：“公与绍相持，繇为司隶，送马二千馀匹以给军。“本纪及世语并云公时有骑六百馀匹，繇马为安在哉？
所以，裴松之最后给出了结论，说负责记述这件事的人为了宣传效果，才故意夸大了双方的力量对比。
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因李傕、郭氾内讧，长安大乱，汉献帝刘协趁乱逃往洛阳。在曹阳准备北渡黄河的时候，太史令王立前来阻止，理由是天象不允许。
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天象对宗正刘艾和汉献帝分析说，从去年春天开始，金星（太白）向中央运行，在斗、牛二宿间与土星（镇星）相犯，然后过天津至于天关。
火星（荧惑）则从南方逆行至天关，与金星在天关区相会。金、火相遇，从天象来说是要发生朝代鼎革的先兆，汉祚将终，代之而起的是曹氏建立的魏朝。
张璠《汉纪》曰：初，天子败於曹阳，欲浮河东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镇星於牛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
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将自轵关东出。立又谓宗正刘艾曰：”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
立后数言于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
曹操听说后，倒是没有把这位王立怎么样，只是派人告诉他说，我知道你是忠于朝廷的，只是天机深远，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以后少说这一类的话。
公闻之，使人语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
曹操为什么会低调处理这件事，他真得没有什么想法吗？
当然不是。当时献帝东迁，关东群雄逐鹿，大小军阀遍地走，曹操还远未显露王者之相，所谓低调，只是时机不成熟而已。
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晋位魏王。二十四年，孙权上表称臣，并希望曹操顺天应人，登基称帝。曹操对众人说，孙权这是想把我架在火上烤啊。
但是，陈群、桓阶、夏侯惇等人却一致劝道，大王功高盖世，汉祚也是因你才得以延续这几十年，孙权的意见很对，因为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曹操感慨地说：我现在的权力地位和当皇帝还有什么区别吗？如果天命真在我们曹家的话，我会把机会留给我儿子。
《魏略》曰：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侍中陈群、尚书桓阶奏曰：“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於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適今日也。……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
《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今殿下即戎三十馀年，功德著於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这个时候，天下虽然三分，但无论是土地还人口，曹操已实得其二，所以，他就不用再刻意隐瞒真实想法了。
裴注《三国志》广征博引，取材甚杂，像《九州春秋》、《魏晋世语》、《汉纪》、《晋纪》、《曹瞒传》等，可考者居然达150余种（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
又因为这些著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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