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02章：刘氏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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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留下的烂摊子，得自己收拾。他骂骂咧咧地回了一句：“吾惟（唯）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意思是说，我就知道这熊孩子靠不住，还是我自己去吧。刘邦拖着带病的身体，疲惫地趴在车上，就这么硬撑着来到前线，打败了一生中最后的敌人。
人到中年，上有白发苍苍的父母，下有少不更事的孩子，身边还有日渐憔悴的妻子，而自己，是他们唯一的依靠。除了日渐疲惫的身体属于自己，其他的都属于别人。生活太艰难，唯有拼命去做，才能寻找到出路。
人生在世，如项羽那样璀璨的人生，毕竟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都是在社会的泥潭里艰难地挣扎。（菠萝也一样……当不了大神，只能埋头苦干的码字……嘤嘤嘤……）
奋斗、努力、低头、认、拼命，最后仍然留有遗憾，这就是一生的宿命。（我命由我不由天，是神是疯我说了算……）
仰不愧对天，俯不愧对地，照顾好身边的人，善良地对待这个世界。
就像刘邦回乡后，跟父老乡亲喝酒时唱起的那首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歌中有胜利的欢喜，有游子归故乡的荣耀，也有事业未尽的遗憾。如此，足矣！
《汉瓦》是继《秦砖：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之后，三解出版的第二部作品，也是三解对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渊源研究的第二个成果。（孓与2的《唐砖》……这本书，与《汉瓦》有异曲同工之处……）
砖瓦堆叠之间，具体讨论的问题，就是“周秦之变”与两千年帝制时代的“王朝循环”究竟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
《秦砖》的主要任务是解答“周何以变为秦”，并借助出土简牍对秦制完全体的图景进行勾勒，但新的问题又随之凸显，那就是过去两千年间，基于《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总结的“秦制”诸特征，在秦朝远未成形。
直白地说，“周秦之变”的历史进程并未因“秦朝灭亡”结束，恰恰相反，如果没有西汉王朝建国过程中的一系列变革，我们熟悉的两千年“王朝循环”可能根本不会发生。
那么，在这短短的八十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令历史的车轮造成如此巨大的偏转？
这正是《汉瓦》所着力解答的问题。
这个命题固然宏大，在写作的过程中，三解却一直努力地维持专业研究与大众阅读之间的平衡，尽量避免干瘪、无根的解释体系建构，而是将大问题分解为一个又一个的小问题，将人们耳熟能详的“传播常识”，与文献、简牍的细节信息进行对照和再讨论。
具体而言，《汉瓦》以“周秦之变”作为背景性的母题，分解为两条贯穿性的问题线索：
其一，西汉王朝的建国洪业是否如“通说”所言，受到了“楚文化”的全程影响？
其二，刘邦集团的现实组成，是否存在一个“封爵—回报”互为表里的军功集团？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我们过往熟悉的认识框架中，刘邦家族虽为魏国移民，却生长于楚地，在生活方式上好楚歌、楚服、楚舞；在政治认同上偏向楚国，先投景驹、后属项梁、再归楚怀王；在制度安排上，则任楚官、授楚爵。故此，其核心集团是以楚地的地缘纽带构成，再向外分层吸纳列国的游士新血液。
李开元教授即据此逻辑，将刘邦集团分为“丰沛元从集团”、“砀泗楚人集团”、“秦人集团”和“多国合纵集团”，加入越早者，人数越少，集团身份越亲密、重要，由内而外，形成一个圈套圈的组织形态。
而上述诸集团的成员，也在灭秦、伐楚、平天下的过程中积累了功勋，得到军功爵位之赏，配套以对应的政治、经济特权，再以这一共同的身份认同，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固的，以拱卫刘氏天下为目的的军功受益阶层，并以分庭抗礼之势，长期把持着西汉王朝初期的政权。
不得不说，以上的解释，逻辑严谨、论证精详，看似题无剩义，也在广泛传播之中几成定论，但是，如果我们深挖史料，就会发现，有不少史实细节，并不能平滑地融入这个解释体系之中，甚至格格不入。
《汉瓦》每一章的切入点，恰恰是这些“特殊”的史料记载。
比如第一章题名为《其实你一点也不了解刘邦》，这倒不是故弄玄虚，而是由于《史记》、《汉书》对刘邦家族构成、家庭关系、早年生活记载的缺失，让我们对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的出身经历所知甚少。
所以，《汉瓦》的解谜，也从刘邦家族究竟自认楚人还是魏人开始。
一条非常重要的记载见于《史记·封禅书》，其中提到，刘邦称帝之后，在长安设置“女巫”祭祀诸神，这个“女巫”还以地域有所分别，按照祭祀的神祇的地位排列先后，分别是“梁巫”、“晋巫”、“秦巫”、“荆巫”，对此，古代注家解释说，这是按照刘氏先祖迁徙的路线所定的岗位，但是，却忽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梁巫”为何居于首位？
毕竟，论迁徙先后、仕宦显赫，均应以“晋巫”为尊（刘邦先祖为晋国大夫范武子）；论分宗得氏，应以“秦巫”为先（刘邦先祖范武子流亡在秦，留下了一支后人改“刘氏”）；论乡情亲厚，应以“荆巫”为重（刘邦祖父自魏国大梁迁楚，淮泗之间也称“荆地”），这个安排，理由何在呢？
答案就是家族认同。
因为在刘氏迁丰之后，真正葬于楚地的，只有刘邦祖父丰公一人，则刘邦的五世祖宗，坟墓多数都在大梁，肯定要以梁地为祖茔，而非太公、刘邦生于斯长于斯的楚地，则“博求神灵”推崇“梁巫”，完全顺理成章。
这也导出了一个结论：
在“宗法”意义上的地域归属，刘邦家族更倾向于“梁”，即魏国，而非“荆”，即楚国。
在确定了这一点之后，再看刘邦的家族，虽然客居楚国境内，甚至其祖父应曾担任过楚国邑公，作为长期浸淫在“分户析产”的法制体系下的魏人家族，生活方式与“包山楚简”、“郭店楚简”所展示的楚人“家族共同体”完全格格不入。这也侧面解释了，为何刘邦早年经历记载中堂兄弟、宗族的信息接近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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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留下的烂摊子，得自己收拾。他骂骂咧咧地回了一句：“吾惟（唯）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意思是说，我就知道这熊孩子靠不住，还是我自己去吧。刘邦拖着带病的身体，疲惫地趴在车上，就这么硬撑着来到前线，打败了一生中最后的敌人。
人到中年，上有白发苍苍的父母，下有少不更事的孩子，身边还有日渐憔悴的妻子，而自己，是他们唯一的依靠。除了日渐疲惫的身体属于自己，其他的都属于别人。生活太艰难，唯有拼命去做，才能寻找到出路。
人生在世，如项羽那样璀璨的人生，毕竟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都是在社会的泥潭里艰难地挣扎。（菠萝也一样……当不了大神，只能埋头苦干的码字……嘤嘤嘤……）
奋斗、努力、低头、认、拼命，最后仍然留有遗憾，这就是一生的宿命。（我命由我不由天，是神是疯我说了算……）
仰不愧对天，俯不愧对地，照顾好身边的人，善良地对待这个世界。
就像刘邦回乡后，跟父老乡亲喝酒时唱起的那首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歌中有胜利的欢喜，有游子归故乡的荣耀，也有事业未尽的遗憾。如此，足矣！
《汉瓦》是继《秦砖：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之后，三解出版的第二部作品，也是三解对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渊源研究的第二个成果。（孓与2的《唐砖》……这本书，与《汉瓦》有异曲同工之处……）
砖瓦堆叠之间，具体讨论的问题，就是“周秦之变”与两千年帝制时代的“王朝循环”究竟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
《秦砖》的主要任务是解答“周何以变为秦”，并借助出土简牍对秦制完全体的图景进行勾勒，但新的问题又随之凸显，那就是过去两千年间，基于《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总结的“秦制”诸特征，在秦朝远未成形。
直白地说，“周秦之变”的历史进程并未因“秦朝灭亡”结束，恰恰相反，如果没有西汉王朝建国过程中的一系列变革，我们熟悉的两千年“王朝循环”可能根本不会发生。
那么，在这短短的八十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令历史的车轮造成如此巨大的偏转？
这正是《汉瓦》所着力解答的问题。
这个命题固然宏大，在写作的过程中，三解却一直努力地维持专业研究与大众阅读之间的平衡，尽量避免干瘪、无根的解释体系建构，而是将大问题分解为一个又一个的小问题，将人们耳熟能详的“传播常识”，与文献、简牍的细节信息进行对照和再讨论。
具体而言，《汉瓦》以“周秦之变”作为背景性的母题，分解为两条贯穿性的问题线索：
其一，西汉王朝的建国洪业是否如“通说”所言，受到了“楚文化”的全程影响？
其二，刘邦集团的现实组成，是否存在一个“封爵—回报”互为表里的军功集团？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我们过往熟悉的认识框架中，刘邦家族虽为魏国移民，却生长于楚地，在生活方式上好楚歌、楚服、楚舞；在政治认同上偏向楚国，先投景驹、后属项梁、再归楚怀王；在制度安排上，则任楚官、授楚爵。故此，其核心集团是以楚地的地缘纽带构成，再向外分层吸纳列国的游士新血液。
李开元教授即据此逻辑，将刘邦集团分为“丰沛元从集团”、“砀泗楚人集团”、“秦人集团”和“多国合纵集团”，加入越早者，人数越少，集团身份越亲密、重要，由内而外，形成一个圈套圈的组织形态。
而上述诸集团的成员，也在灭秦、伐楚、平天下的过程中积累了功勋，得到军功爵位之赏，配套以对应的政治、经济特权，再以这一共同的身份认同，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固的，以拱卫刘氏天下为目的的军功受益阶层，并以分庭抗礼之势，长期把持着西汉王朝初期的政权。
不得不说，以上的解释，逻辑严谨、论证精详，看似题无剩义，也在广泛传播之中几成定论，但是，如果我们深挖史料，就会发现，有不少史实细节，并不能平滑地融入这个解释体系之中，甚至格格不入。
《汉瓦》每一章的切入点，恰恰是这些“特殊”的史料记载。
比如第一章题名为《其实你一点也不了解刘邦》，这倒不是故弄玄虚，而是由于《史记》、《汉书》对刘邦家族构成、家庭关系、早年生活记载的缺失，让我们对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的出身经历所知甚少。
所以，《汉瓦》的解谜，也从刘邦家族究竟自认楚人还是魏人开始。
一条非常重要的记载见于《史记·封禅书》，其中提到，刘邦称帝之后，在长安设置“女巫”祭祀诸神，这个“女巫”还以地域有所分别，按照祭祀的神祇的地位排列先后，分别是“梁巫”、“晋巫”、“秦巫”、“荆巫”，对此，古代注家解释说，这是按照刘氏先祖迁徙的路线所定的岗位，但是，却忽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梁巫”为何居于首位？
毕竟，论迁徙先后、仕宦显赫，均应以“晋巫”为尊（刘邦先祖为晋国大夫范武子）；论分宗得氏，应以“秦巫”为先（刘邦先祖范武子流亡在秦，留下了一支后人改“刘氏”）；论乡情亲厚，应以“荆巫”为重（刘邦祖父自魏国大梁迁楚，淮泗之间也称“荆地”），这个安排，理由何在呢？
答案就是家族认同。
因为在刘氏迁丰之后，真正葬于楚地的，只有刘邦祖父丰公一人，则刘邦的五世祖宗，坟墓多数都在大梁，肯定要以梁地为祖茔，而非太公、刘邦生于斯长于斯的楚地，则“博求神灵”推崇“梁巫”，完全顺理成章。
这也导出了一个结论：
在“宗法”意义上的地域归属，刘邦家族更倾向于“梁”，即魏国，而非“荆”，即楚国。
在确定了这一点之后，再看刘邦的家族，虽然客居楚国境内，甚至其祖父应曾担任过楚国邑公，作为长期浸淫在“分户析产”的法制体系下的魏人家族，生活方式与“包山楚简”、“郭店楚简”所展示的楚人“家族共同体”完全格格不入。这也侧面解释了，为何刘邦早年经历记载中堂兄弟、宗族的信息接近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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