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04章：禅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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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权力非常大。
尤其在明清时期，可以说朝廷的绝大部分事情，都是知县实际在做，而知县上面的官员，基本上都是指挥知县办事的，或者是通过文书来治理，整个帝国的权力核心，其实就集中在知县和内阁手里，因为只有这一大一小是在真正的做决策。
科举制度，给社会上下流动创造了机会和空间，同样的也创造了另一个场景，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读书人出身，也就是说在古代官员其实有两种身份，一种是官员，一种是读书人。
还记得范进中举吗，范进高兴地发了疯，为什么要发疯，因为中了举人，尽管你还不是官，但是你已经彻底脱离普通人的行列了。
徭役不用了，赋税可以减免，总之举人就是一条腿迈进官场的人，但又不是官，本质上还是读书人，是一个被官场承认的读书人。
范进中了举人之后，县令就请他去吃饭，范进也在这个场合表现了他虚伪的一面，因为他的母亲高兴地突然死掉了，本来县令还担心范进在母丧期间不能吃的太荤。
谁知道，范进毫无顾忌的把一个大虾球丸子夹到自己嘴里，作为儒家知识分子，满嘴的忠孝仁义，背地里行为确实这样，儒林外史不愧是讽刺大师之作。
举人可不仅仅是有特权，半只脚踏进官场，下令忌惮举人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举人背后有更加庞大的势力，这个就是师生情谊和同年情谊。
这个师生情谊好理解，同年是个什么意思，他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同学加同一批考上某个岗位这个概念，比如说你们都是康熙三年谋某个省的举人，那你们天然就有某种关系，而同学的关系更是神秘莫测。
典型的例子就是杨乃武和小白菜案件，一个小小的举人，最后惊动了太后，满清督抚级别的官员，说杀就杀了，为什么一个小小的举人，居然就能牵动太后和大半个官场呢，秘密就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上面。
杨乃武只是一个举人，被人告发和小白菜合谋害死了小白菜的丈夫，举人见了下令可以不用跪，也不能用刑，于是下令就请示学政，革除了杨乃武的功名，定了杨乃武的死罪，本以为事情也就这样，不就是个举人吗，革除了就是了。
但杨乃武有个同学叫吴以同，正好在虎胡雪岩家里做幕僚，然后就把他的冤情给胡雪岩说了，那胡雪岩可不是一般人物，正好这个时候，有个叫夏同善的官员在胡雪岩家里做客。
作为清朝最出名的红顶商人，能到胡雪岩家做客的，也指定不是一般人，这个夏同善一听这事，感觉冤情比较大，于是就答应回到京城之后想想办法。
夏同善官大吗，他官也不大，问题是他老师厉害，他老师叫翁同龢，是皇帝的老师，这种身份最容易见到大清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
就这样，一件非常小的案子，就被捅到了太后那里，而最终这个案子牵涉面之所以如此巨大，是因为相关利益方太多了，读书人群体开始拉帮结派，官员也纷纷站队，闹得是不可开交。
所以说，不要轻易得罪一个举人，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背后是什么人，尤其是当有共鸣的读书好人作为一个群体的时候，他们之前就会产生很多不可思议的奇妙联系。上古三代，没有什么“禅让”。
所谓的“禅让”是战国人意淫出来的。
编造者不是儒家，而是墨家。
它的基础就是墨家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尚贤。
为什么要鼓吹这个？
用现在的眼光看，先秦墨家不像一个学派，更像一个严密的社会组织，一个具有比较典型的“黑社会”性质。
墨家的门人大部分都出身寒微，在当时“尊尊亲亲”的风气下，他们难有出头之日。
怎么办？
作为平民阶层代言人的墨家，就创制了一套说辞作为平民进身的理论依据。
其核心就是“尚贤”——
无论什么人、什么出身，只要“贤”，作为圣哲明王就要启用他们，让他们当大官、提高地位。
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墨子·尚贤上》
甚至可以把王位让给他。
反过来说，能不拘一格起用民间人才的君主，才是圣哲明王，才会出现太平至德之世。
说白了就是为了给自己谋出路。
为了配合这个观点的宣传，墨家又编了许多谎话来做“证明”。
比如：
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墨子·尚贤中》
你看，舜只是个农夫，帝尧却举用他，让他接自己的班，做了天子，治理万民。
但根据司马迁的《史记·五帝纪》的记载来看，传统的五帝系统是有致命硬伤的。
五帝本纪最后几句，他是有交代的。
原来这五帝是从儒书中挑选出来的五帝德和帝系姓。
太史公是这么说的：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
到了司马迁时代已经出现了百家言黄帝的局面，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问题是，司马迁要是给他们做传，该听谁的？
要知道司马迁是在董仲舒门下听过课的，但主要是春秋公羊传，老董是公羊大家，干啥都一股公羊味，这事对司马迁的影响是，要以儒书入手。
司马迁调查的结果是，大戴礼记中有讲五帝的，而且它的记载还不像别的纬书中说的那样不雅驯，于是基本上照抄了下来。
这不是个不负责任的做法，相反他是用了个二证法，结合书上说的，再去实地查考，听取别人口头相传的事迹做对比，在那个时代，大抵算得上最科学的办法了。
但太史公距离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有3000年了至少，这就好比我们现在到实地去考察商末周初的事情，这去实地考查的话，有成绩么？
更何况上古河流改道现象严重。
所以我们可以轻松的在文献中发现谬误：
黄帝者，少典之子。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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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权力非常大。
尤其在明清时期，可以说朝廷的绝大部分事情，都是知县实际在做，而知县上面的官员，基本上都是指挥知县办事的，或者是通过文书来治理，整个帝国的权力核心，其实就集中在知县和内阁手里，因为只有这一大一小是在真正的做决策。
科举制度，给社会上下流动创造了机会和空间，同样的也创造了另一个场景，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读书人出身，也就是说在古代官员其实有两种身份，一种是官员，一种是读书人。
还记得范进中举吗，范进高兴地发了疯，为什么要发疯，因为中了举人，尽管你还不是官，但是你已经彻底脱离普通人的行列了。
徭役不用了，赋税可以减免，总之举人就是一条腿迈进官场的人，但又不是官，本质上还是读书人，是一个被官场承认的读书人。
范进中了举人之后，县令就请他去吃饭，范进也在这个场合表现了他虚伪的一面，因为他的母亲高兴地突然死掉了，本来县令还担心范进在母丧期间不能吃的太荤。
谁知道，范进毫无顾忌的把一个大虾球丸子夹到自己嘴里，作为儒家知识分子，满嘴的忠孝仁义，背地里行为确实这样，儒林外史不愧是讽刺大师之作。
举人可不仅仅是有特权，半只脚踏进官场，下令忌惮举人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举人背后有更加庞大的势力，这个就是师生情谊和同年情谊。
这个师生情谊好理解，同年是个什么意思，他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同学加同一批考上某个岗位这个概念，比如说你们都是康熙三年谋某个省的举人，那你们天然就有某种关系，而同学的关系更是神秘莫测。
典型的例子就是杨乃武和小白菜案件，一个小小的举人，最后惊动了太后，满清督抚级别的官员，说杀就杀了，为什么一个小小的举人，居然就能牵动太后和大半个官场呢，秘密就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上面。
杨乃武只是一个举人，被人告发和小白菜合谋害死了小白菜的丈夫，举人见了下令可以不用跪，也不能用刑，于是下令就请示学政，革除了杨乃武的功名，定了杨乃武的死罪，本以为事情也就这样，不就是个举人吗，革除了就是了。
但杨乃武有个同学叫吴以同，正好在虎胡雪岩家里做幕僚，然后就把他的冤情给胡雪岩说了，那胡雪岩可不是一般人物，正好这个时候，有个叫夏同善的官员在胡雪岩家里做客。
作为清朝最出名的红顶商人，能到胡雪岩家做客的，也指定不是一般人，这个夏同善一听这事，感觉冤情比较大，于是就答应回到京城之后想想办法。
夏同善官大吗，他官也不大，问题是他老师厉害，他老师叫翁同龢，是皇帝的老师，这种身份最容易见到大清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
就这样，一件非常小的案子，就被捅到了太后那里，而最终这个案子牵涉面之所以如此巨大，是因为相关利益方太多了，读书人群体开始拉帮结派，官员也纷纷站队，闹得是不可开交。
所以说，不要轻易得罪一个举人，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背后是什么人，尤其是当有共鸣的读书好人作为一个群体的时候，他们之前就会产生很多不可思议的奇妙联系。上古三代，没有什么“禅让”。
所谓的“禅让”是战国人意淫出来的。
编造者不是儒家，而是墨家。
它的基础就是墨家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尚贤。
为什么要鼓吹这个？
用现在的眼光看，先秦墨家不像一个学派，更像一个严密的社会组织，一个具有比较典型的“黑社会”性质。
墨家的门人大部分都出身寒微，在当时“尊尊亲亲”的风气下，他们难有出头之日。
怎么办？
作为平民阶层代言人的墨家，就创制了一套说辞作为平民进身的理论依据。
其核心就是“尚贤”——
无论什么人、什么出身，只要“贤”，作为圣哲明王就要启用他们，让他们当大官、提高地位。
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墨子·尚贤上》
甚至可以把王位让给他。
反过来说，能不拘一格起用民间人才的君主，才是圣哲明王，才会出现太平至德之世。
说白了就是为了给自己谋出路。
为了配合这个观点的宣传，墨家又编了许多谎话来做“证明”。
比如：
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墨子·尚贤中》
你看，舜只是个农夫，帝尧却举用他，让他接自己的班，做了天子，治理万民。
但根据司马迁的《史记·五帝纪》的记载来看，传统的五帝系统是有致命硬伤的。
五帝本纪最后几句，他是有交代的。
原来这五帝是从儒书中挑选出来的五帝德和帝系姓。
太史公是这么说的：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
到了司马迁时代已经出现了百家言黄帝的局面，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问题是，司马迁要是给他们做传，该听谁的？
要知道司马迁是在董仲舒门下听过课的，但主要是春秋公羊传，老董是公羊大家，干啥都一股公羊味，这事对司马迁的影响是，要以儒书入手。
司马迁调查的结果是，大戴礼记中有讲五帝的，而且它的记载还不像别的纬书中说的那样不雅驯，于是基本上照抄了下来。
这不是个不负责任的做法，相反他是用了个二证法，结合书上说的，再去实地查考，听取别人口头相传的事迹做对比，在那个时代，大抵算得上最科学的办法了。
但太史公距离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有3000年了至少，这就好比我们现在到实地去考察商末周初的事情，这去实地考查的话，有成绩么？
更何况上古河流改道现象严重。
所以我们可以轻松的在文献中发现谬误：
黄帝者，少典之子。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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