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中国梦与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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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的格局去思考问题；要鼓励创业、增加就业、调整结构，借鉴东亚地区用发展小企业增加中等人口、增加就业减少贫困人口的办法，防止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转型过程中基尼系数的攀升，从调动社会自我平衡收入分配的机制和力量方面去思考问题；既要发挥人民群众创业和创造的积极性，又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从协调和谐社会共建和共享两个方面关系的角度思考问题；要从各个方面综合地分析和研究，统筹关乎收入分配国家税负水平与社会创业活力、创业就业分配与国家二次分配、地区人口流动与产业资金转移、社会自我平衡分配与政府看得见的手调节、福利社会水平与国家财政能力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全面和综合地思考问题。进而形成“十二五”，以及以后一个较长期间，提高GDP居民分配比例、缩小各种收入分配和发展差距、富裕人民群众的全新思路和战略。
四、公平分配和富裕百姓的一些重大战略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公平分配和地区平衡发展是中国梦的价值取向。从上面的分析看，要综合和全面地解决分配不公、GDP居民分配比例下降、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需要从方向上进行调整，相应地谋划一些重大的战略设计。
一是制定和实施加速城市化和人口区域间流动的战略。改变人均GDP3200美元时比同样发展水平国家城市化滞后15%的局面，推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和城镇转移，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向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和城镇转移，进而使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特别是向服务业转移。并建议未来开征耕地撂荒税，这样在劳动力转移出外的情况下，加上耕地税成本，使农民能将耕地转移给种粮大户耕种，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领域迅速变少的劳动力和人口分配农业增加值，会增加在农村农民的收入；而农民向城市转移，能获得比农业收益高的务工收入，还会压低城市工资的上涨幅度。这样可以从战略上缩小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缩小区域间居民的收入差距。
二是制定和实施十年促进小企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中国目前将五个个体户折算成一个小企业，加上法人企业，全部人口与全部企业相比，每千人口拥有企业仅11个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每千人口拥有企业45个左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每千人口拥有企业25个左右。小企业发展极为不足，是中国目前中等收入人口少，因剩余和失业而贫困人口多，因劳动力需求不强而工资水平低，进而收入分配不公和基尼系数高的最重要的原因。因此，制定一个未来十年振兴和促进小企业发展的战略，是扩大就业、解决民生、稳定社会的当务之急。也是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减少因劳动力剩余和失业而贫困的人口，降低基尼系数最重要的战略。
三是制定和实施加速发展服务业的战略。服务业是密集吸收劳动力的产业领域，与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GDP服务业增加值比率比一般国际水平低20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的比率占全部就业的33%左右，比一般国家水平低27个百分点左右。如果从“十二五”期间开始，加速服务业的发展，吸收从农业领域中转移过来的剩余劳动力，吸收从工业领域中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过剩的劳动力，吸收从大中专学校毕业学生、军队复员人员、被征地农民，使他们能在服务业中得到就业，拿到工资，其家庭获得收入，就会大量地减少因劳动力剩余和失业而贫困的人口。产业结构向充分利用劳动力改善，会大大增加居民的收入格局，降低居民间收入的基尼系数。因此，未来需要制定一个切实能振兴服务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应的体制改革方案，并以各部门的体制改善和政策促进相配套，真正使服务业成为我国吸收劳动力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的广阔领域。
四是制定一个长期的提高国家福利的战略规划，并加以实施。根据中国人口众多和处在发展过程之中，但是已经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国情，逐步地提高对城乡贫困人口的低保标准和范围，建立健全城乡医疗、养老、失业、伤残等社会保障网，建立一个有竞争活力、财富丰裕和公平正义的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
只有在战略上进行大的调整和努力，才能从全面和动态的格局上，解决GDP居民分配比例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居民间收入分配基尼系数高、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真正建设成为一个人民共同富裕的国家。
结 语
“中国梦”预期
一、改革道路预期
在新30年中，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包括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战略预期。邓小平对改革在时间上有一个谋略，他说，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他在1992年时讲到，“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他也期盼，这种改革后的体制“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他给出的基本的改革应当完成时间，大体上就是2020年为限。因此，加快各方面的配套、综合和全面的改革，使中国在2020年时，基本形成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公平正义的现代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的国家，是今后10年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和目的。
二、城市化道路预期
城市化进程是未来中国发展道路的重中之重。由于农村青年一代人口向往城市的动力要远大于他们的前辈，并且“80后”以后转移入城市的人口再回农村的比率会越来越小，城市化速度将客观地被加快。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看，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2010年，经历70年的时间，城市化水平都达到了95%左右。因此，非常可能的是，中国大陆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的40年代末，中国城市化的水平到达80%到85%，届时，如果人口达到15.5亿，将会有12.4亿到13.2亿人口在城市中。城市化的速度在2011年到2020年间加速，城市化速率2021年到2030年高位变动，2031年开始放慢，2036年开始将进入缓慢变动期。当然，工业化将从中后期，在2020年时，基本完成。市场化进程，在2020年时，也将基本完成。而信息化在2040年时，将达到后期阶段。但是，主导中国未来30年经济和社会的，世界上最为波澜壮阔的，还是8亿左右的巨额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和农业源源不断地向城市和工业及服务业转移。
三、创业及小企业发展预期
我曾经在2003年提出，到2010年的7年时间中，制定和实施国家级的一个中小企业发展战略，以解决就业问题。但是，没有引起重视。在2008年又提出，制定一个10年发展中小企业的国家战略，然而，也没有被重视。由于城市化速度未来可能加快，从2011年到2020年的10年中，如果再不高度重视能容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个体、微型和小企业的发展，如果再不将其提高到如同创新型国家建设等这样高度的战略层面，中国未来几亿劳动力的就业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难题：失业率高—收入不稳定—生计困难。即使是10%的失业率，从规模上看，也将会有7000万到10000万劳动力失业，将会涉及2亿到3亿人口的生活。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动荡，并将难以稳定。因此，特别呼吁制定一个鼓励创业和促进小企业发展的10年发展战略，并上升到国家最高战略层面。并且，克服部门利益和偏见，准入、审批、监管各部门，财政税收方面，金融方面，都需要有切切实实的改革，以及鼓励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的可行的措施，使国家渡过城市化高峰就业的危险时期。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结构这样剧烈变动的过程中，创业、小企业发展、较为充分的就业，既涉及民生，也与我们社会和国家的安危有关。任何的轻视和漫不经心，以及由于部门的利益、偏见、固执、拖延、懈怠等问题，都可能会酿成政息国亡，铸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和大错！
四、解决居住问题的预期
安居与乐业同等重要，也应当有一个战略预期。一些学者讲，像一些国家一样，买不起房，可以租。但是，储蓄资产、置地有房，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中，人们有自己的房屋财产，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而且，如果城市中20%的多套房家庭，将房屋租给80%的无房户，必然会形成两个阶层，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房价越涨越高，租房的居民越来越没有希望有自己的住房。房租日益上涨，房客不断受房东的盘剥。而国家将目前已经进入城市的无房的2亿人和未来还会进来的6亿人口的住房包下来，从生产力水平和财政可能性讲，实际是行不通的。不能安居，社会也会极不稳定。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需要切实可行的规划，并要安排进行相关的改革。一是正确处理土地用来吃饭与居住的关系，特别是花大力气进行近6亿亩盐碱滩涂地改造，对城市住宅用地，根据城市化的进程和居住需要，应供尽供，使全国整体房价不发生因土地供应不足导致的暴涨。二是尽快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使进入城市的家庭能变现资产，成为购买城市住宅能力的一部分。三是改革目前的土地和土地财政体制，延长土地使用年期，各种土地平等入市，废除政府垄断卖地“招拍挂”，以及40年到70年出让期等体制，用税收代替出让金。即增加土地供应与改革体制并重，综合解决房价过高问题。
从战略预期看，如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一样，在前5年需要推进土地房屋体制改革。从调控目标看，通过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加快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同时不让房价上涨速度超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在2020年时，将房价与居民收入比降低到6以内。目前，从农村进入城市的2亿人口，以及城市原居民中的7520万人，总计43%的城镇人口没有自己在城镇中的住房，并且，平均住宅面积30平方以上的城镇居民拥有近70%的城镇房产。因此，应当使拥有自己的住房的城镇居民（包括农村转移进入城市的新居民），从目前的57%左右，上升到2020年时的65%；2030年时，达到75%；2040年时争取达到85%。
到那个时候，高收入家庭的居住需求，放开由市场调节满足；绝大多数中低收入人口的住房，国家控制房价收入比，也由国家调控市场，包括合作建房等方式来解决。而极少数的贫困家庭，由政府建设廉租房等方式解决。需要指出的是，一个给人们以机会，绝大部分人通过创业和工作的方式，获得收入，并能从不需要的资产中退出变现，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去拥有自己的住房，除了他们自己有成就感外，政府财政破产的危险，分房中的腐败，保障房的分配和管理成本等，都会降低到最低点。
五、生活消费方式转变预期
如果消费方式，以及与其相关的发展方式不进行彻底的转变，未来30年即使按照平均7%的速度增长，全世界资源和环境排放容量的50%多给中国使用，都很难满足。而消费方式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消费项目的价格和成本，一个是观念和习惯。因此，资源性价格体系的理顺，环境税的开征，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颁布（如家庭垃圾和单位垃圾分类，偷排超排问责追刑等），都需要在前5年中进行并完成。而在整个20年代的10年中，强化资源生态环境教育，形成节约资源、爱护生态、保护环境的理念、习惯和生活方式。以便我们在后20—25年中，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和转变，给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资源生态环境条件。
我们认为，要痛下决心，并有魄力，坚决进行“三公”消费的改革。各级党和政府，以及行政性事业机构，需要带头进行简约式公共消费，给人民做出转变消费方式的榜样。争取在2015年前做到改革和彻底取消不合理的党政及行政性事业用车消费，并在2020前的10年中，逐步改变招待方式，以节约公招消费。还要对办公条件、政府前广场等进行限制，以节约纸张、通信成本、能源和土地等资源。
这样，到2040年时，我们就完全有可能，在资源约束的情况下，改善和保持我们优美的生态环境，并在简约的生活方式下，满足中上等发展水平的人民舒适并幸福的生活需要。
六、未来技术进步预期
综合国力是建设富国的基础，而技术进步是竞争力的核心。从我们国家发展对技术进步的需要看，一是增强我国科技、经济、国防等方面竞争力的科学技术进步，如移动通信技术、外太空技术、云计算技术等。二是我国资源相对缺乏和生态环境约束较大国情需要的技术，如新能源技术、节约能源和减少排放的技术、恢复生态环境的技术、生态农业技术等。三是创新和改变人们生活方式和需要的技术，如视频、网络、出行等方面的技术。
从科学技术进步的方式上看，建设一个科技强国，我们需要选择赶超式战略。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国民经济的竞争力建设有两个优势，一是劳动力仍然相对便宜和丰富的比较优势。二是科学技术研发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我们需要对自己的科技优势充满自信。我们将会有世界上人数最多和最智慧和最优秀的人力资本。我们的科技人员是世界上最勤奋和最敬业的科技工作者。我们有世界上促进科技进步的最大的市场容量条件。关键是，在未来的10年中，我们需要改革目前纵向下达科技研究任务的体制，向企业和市场需求技术的体制转变。需要建立科技转化为产业的商业运作模式。需要对一些关键的技术，先从国防应用开始，使其规模化生产，再向民用扩散的产业化过程。总的来说，需要建设一个促进国民经济技术进步的体制和机制。
从技术进步推进来看，努力使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目前的40%左右，2020年时上升到50%，2030年时上升到60%，2040年时上升到70%。而在世界经济体中，按照洛桑经济学院的排名，中国在59个世界经济体中竞争力2012年排第23位，而据世界经济论坛的计算，中国的国家竞争能力排在第29位，即使按照后者，2020年时应当上升到第17位，2030年时上升到第7位，争取在2040年时进入前5位，成为世界科学技术强国。
附 录
满怀信心走好中国道路—一论同心共筑中国梦
本报评论员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17日发表重要讲话，深入阐释实现中国梦的正确方向，深刻揭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为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走好中国道路注入了强大正能量。
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肩负的历史使命。无数中华儿女为之前仆后继、上下求索，却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光明之路。从登上历史舞台那一刻起，中国共产党就勇敢担当起这一使命，筚路蓝缕开启征程，一路追赶现代化潮流，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迎来了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回望历史，找到这条正确道路，极为艰辛、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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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的格局去思考问题；要鼓励创业、增加就业、调整结构，借鉴东亚地区用发展小企业增加中等人口、增加就业减少贫困人口的办法，防止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转型过程中基尼系数的攀升，从调动社会自我平衡收入分配的机制和力量方面去思考问题；既要发挥人民群众创业和创造的积极性，又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从协调和谐社会共建和共享两个方面关系的角度思考问题；要从各个方面综合地分析和研究，统筹关乎收入分配国家税负水平与社会创业活力、创业就业分配与国家二次分配、地区人口流动与产业资金转移、社会自我平衡分配与政府看得见的手调节、福利社会水平与国家财政能力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全面和综合地思考问题。进而形成“十二五”，以及以后一个较长期间，提高GDP居民分配比例、缩小各种收入分配和发展差距、富裕人民群众的全新思路和战略。
四、公平分配和富裕百姓的一些重大战略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公平分配和地区平衡发展是中国梦的价值取向。从上面的分析看，要综合和全面地解决分配不公、GDP居民分配比例下降、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需要从方向上进行调整，相应地谋划一些重大的战略设计。
一是制定和实施加速城市化和人口区域间流动的战略。改变人均GDP3200美元时比同样发展水平国家城市化滞后15%的局面，推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和城镇转移，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向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和城镇转移，进而使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特别是向服务业转移。并建议未来开征耕地撂荒税，这样在劳动力转移出外的情况下，加上耕地税成本，使农民能将耕地转移给种粮大户耕种，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领域迅速变少的劳动力和人口分配农业增加值，会增加在农村农民的收入；而农民向城市转移，能获得比农业收益高的务工收入，还会压低城市工资的上涨幅度。这样可以从战略上缩小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缩小区域间居民的收入差距。
二是制定和实施十年促进小企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中国目前将五个个体户折算成一个小企业，加上法人企业，全部人口与全部企业相比，每千人口拥有企业仅11个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每千人口拥有企业45个左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每千人口拥有企业25个左右。小企业发展极为不足，是中国目前中等收入人口少，因剩余和失业而贫困人口多，因劳动力需求不强而工资水平低，进而收入分配不公和基尼系数高的最重要的原因。因此，制定一个未来十年振兴和促进小企业发展的战略，是扩大就业、解决民生、稳定社会的当务之急。也是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减少因劳动力剩余和失业而贫困的人口，降低基尼系数最重要的战略。
三是制定和实施加速发展服务业的战略。服务业是密集吸收劳动力的产业领域，与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GDP服务业增加值比率比一般国际水平低20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的比率占全部就业的33%左右，比一般国家水平低27个百分点左右。如果从“十二五”期间开始，加速服务业的发展，吸收从农业领域中转移过来的剩余劳动力，吸收从工业领域中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过剩的劳动力，吸收从大中专学校毕业学生、军队复员人员、被征地农民，使他们能在服务业中得到就业，拿到工资，其家庭获得收入，就会大量地减少因劳动力剩余和失业而贫困的人口。产业结构向充分利用劳动力改善，会大大增加居民的收入格局，降低居民间收入的基尼系数。因此，未来需要制定一个切实能振兴服务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应的体制改革方案，并以各部门的体制改善和政策促进相配套，真正使服务业成为我国吸收劳动力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的广阔领域。
四是制定一个长期的提高国家福利的战略规划，并加以实施。根据中国人口众多和处在发展过程之中，但是已经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国情，逐步地提高对城乡贫困人口的低保标准和范围，建立健全城乡医疗、养老、失业、伤残等社会保障网，建立一个有竞争活力、财富丰裕和公平正义的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
只有在战略上进行大的调整和努力，才能从全面和动态的格局上，解决GDP居民分配比例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居民间收入分配基尼系数高、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真正建设成为一个人民共同富裕的国家。
结 语
“中国梦”预期
一、改革道路预期
在新30年中，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包括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战略预期。邓小平对改革在时间上有一个谋略，他说，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他在1992年时讲到，“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他也期盼，这种改革后的体制“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他给出的基本的改革应当完成时间，大体上就是2020年为限。因此，加快各方面的配套、综合和全面的改革，使中国在2020年时，基本形成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公平正义的现代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的国家，是今后10年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和目的。
二、城市化道路预期
城市化进程是未来中国发展道路的重中之重。由于农村青年一代人口向往城市的动力要远大于他们的前辈，并且“80后”以后转移入城市的人口再回农村的比率会越来越小，城市化速度将客观地被加快。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看，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2010年，经历70年的时间，城市化水平都达到了95%左右。因此，非常可能的是，中国大陆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的40年代末，中国城市化的水平到达80%到85%，届时，如果人口达到15.5亿，将会有12.4亿到13.2亿人口在城市中。城市化的速度在2011年到2020年间加速，城市化速率2021年到2030年高位变动，2031年开始放慢，2036年开始将进入缓慢变动期。当然，工业化将从中后期，在2020年时，基本完成。市场化进程，在2020年时，也将基本完成。而信息化在2040年时，将达到后期阶段。但是，主导中国未来30年经济和社会的，世界上最为波澜壮阔的，还是8亿左右的巨额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和农业源源不断地向城市和工业及服务业转移。
三、创业及小企业发展预期
我曾经在2003年提出，到2010年的7年时间中，制定和实施国家级的一个中小企业发展战略，以解决就业问题。但是，没有引起重视。在2008年又提出，制定一个10年发展中小企业的国家战略，然而，也没有被重视。由于城市化速度未来可能加快，从2011年到2020年的10年中，如果再不高度重视能容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个体、微型和小企业的发展，如果再不将其提高到如同创新型国家建设等这样高度的战略层面，中国未来几亿劳动力的就业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难题：失业率高—收入不稳定—生计困难。即使是10%的失业率，从规模上看，也将会有7000万到10000万劳动力失业，将会涉及2亿到3亿人口的生活。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动荡，并将难以稳定。因此，特别呼吁制定一个鼓励创业和促进小企业发展的10年发展战略，并上升到国家最高战略层面。并且，克服部门利益和偏见，准入、审批、监管各部门，财政税收方面，金融方面，都需要有切切实实的改革，以及鼓励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的可行的措施，使国家渡过城市化高峰就业的危险时期。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结构这样剧烈变动的过程中，创业、小企业发展、较为充分的就业，既涉及民生，也与我们社会和国家的安危有关。任何的轻视和漫不经心，以及由于部门的利益、偏见、固执、拖延、懈怠等问题，都可能会酿成政息国亡，铸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和大错！
四、解决居住问题的预期
安居与乐业同等重要，也应当有一个战略预期。一些学者讲，像一些国家一样，买不起房，可以租。但是，储蓄资产、置地有房，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中，人们有自己的房屋财产，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而且，如果城市中20%的多套房家庭，将房屋租给80%的无房户，必然会形成两个阶层，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房价越涨越高，租房的居民越来越没有希望有自己的住房。房租日益上涨，房客不断受房东的盘剥。而国家将目前已经进入城市的无房的2亿人和未来还会进来的6亿人口的住房包下来，从生产力水平和财政可能性讲，实际是行不通的。不能安居，社会也会极不稳定。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需要切实可行的规划，并要安排进行相关的改革。一是正确处理土地用来吃饭与居住的关系，特别是花大力气进行近6亿亩盐碱滩涂地改造，对城市住宅用地，根据城市化的进程和居住需要，应供尽供，使全国整体房价不发生因土地供应不足导致的暴涨。二是尽快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使进入城市的家庭能变现资产，成为购买城市住宅能力的一部分。三是改革目前的土地和土地财政体制，延长土地使用年期，各种土地平等入市，废除政府垄断卖地“招拍挂”，以及40年到70年出让期等体制，用税收代替出让金。即增加土地供应与改革体制并重，综合解决房价过高问题。
从战略预期看，如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一样，在前5年需要推进土地房屋体制改革。从调控目标看，通过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加快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同时不让房价上涨速度超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在2020年时，将房价与居民收入比降低到6以内。目前，从农村进入城市的2亿人口，以及城市原居民中的7520万人，总计43%的城镇人口没有自己在城镇中的住房，并且，平均住宅面积30平方以上的城镇居民拥有近70%的城镇房产。因此，应当使拥有自己的住房的城镇居民（包括农村转移进入城市的新居民），从目前的57%左右，上升到2020年时的65%；2030年时，达到75%；2040年时争取达到85%。
到那个时候，高收入家庭的居住需求，放开由市场调节满足；绝大多数中低收入人口的住房，国家控制房价收入比，也由国家调控市场，包括合作建房等方式来解决。而极少数的贫困家庭，由政府建设廉租房等方式解决。需要指出的是，一个给人们以机会，绝大部分人通过创业和工作的方式，获得收入，并能从不需要的资产中退出变现，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去拥有自己的住房，除了他们自己有成就感外，政府财政破产的危险，分房中的腐败，保障房的分配和管理成本等，都会降低到最低点。
五、生活消费方式转变预期
如果消费方式，以及与其相关的发展方式不进行彻底的转变，未来30年即使按照平均7%的速度增长，全世界资源和环境排放容量的50%多给中国使用，都很难满足。而消费方式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消费项目的价格和成本，一个是观念和习惯。因此，资源性价格体系的理顺，环境税的开征，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颁布（如家庭垃圾和单位垃圾分类，偷排超排问责追刑等），都需要在前5年中进行并完成。而在整个20年代的10年中，强化资源生态环境教育，形成节约资源、爱护生态、保护环境的理念、习惯和生活方式。以便我们在后20—25年中，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和转变，给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资源生态环境条件。
我们认为，要痛下决心，并有魄力，坚决进行“三公”消费的改革。各级党和政府，以及行政性事业机构，需要带头进行简约式公共消费，给人民做出转变消费方式的榜样。争取在2015年前做到改革和彻底取消不合理的党政及行政性事业用车消费，并在2020前的10年中，逐步改变招待方式，以节约公招消费。还要对办公条件、政府前广场等进行限制，以节约纸张、通信成本、能源和土地等资源。
这样，到2040年时，我们就完全有可能，在资源约束的情况下，改善和保持我们优美的生态环境，并在简约的生活方式下，满足中上等发展水平的人民舒适并幸福的生活需要。
六、未来技术进步预期
综合国力是建设富国的基础，而技术进步是竞争力的核心。从我们国家发展对技术进步的需要看，一是增强我国科技、经济、国防等方面竞争力的科学技术进步，如移动通信技术、外太空技术、云计算技术等。二是我国资源相对缺乏和生态环境约束较大国情需要的技术，如新能源技术、节约能源和减少排放的技术、恢复生态环境的技术、生态农业技术等。三是创新和改变人们生活方式和需要的技术，如视频、网络、出行等方面的技术。
从科学技术进步的方式上看，建设一个科技强国，我们需要选择赶超式战略。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国民经济的竞争力建设有两个优势，一是劳动力仍然相对便宜和丰富的比较优势。二是科学技术研发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我们需要对自己的科技优势充满自信。我们将会有世界上人数最多和最智慧和最优秀的人力资本。我们的科技人员是世界上最勤奋和最敬业的科技工作者。我们有世界上促进科技进步的最大的市场容量条件。关键是，在未来的10年中，我们需要改革目前纵向下达科技研究任务的体制，向企业和市场需求技术的体制转变。需要建立科技转化为产业的商业运作模式。需要对一些关键的技术，先从国防应用开始，使其规模化生产，再向民用扩散的产业化过程。总的来说，需要建设一个促进国民经济技术进步的体制和机制。
从技术进步推进来看，努力使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目前的40%左右，2020年时上升到50%，2030年时上升到60%，2040年时上升到70%。而在世界经济体中，按照洛桑经济学院的排名，中国在59个世界经济体中竞争力2012年排第23位，而据世界经济论坛的计算，中国的国家竞争能力排在第29位，即使按照后者，2020年时应当上升到第17位，2030年时上升到第7位，争取在2040年时进入前5位，成为世界科学技术强国。
附 录
满怀信心走好中国道路—一论同心共筑中国梦
本报评论员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17日发表重要讲话，深入阐释实现中国梦的正确方向，深刻揭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为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走好中国道路注入了强大正能量。
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肩负的历史使命。无数中华儿女为之前仆后继、上下求索，却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光明之路。从登上历史舞台那一刻起，中国共产党就勇敢担当起这一使命，筚路蓝缕开启征程，一路追赶现代化潮流，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迎来了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回望历史，找到这条正确道路，极为艰辛、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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