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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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和”车行里最近空出一辆车来，原因是老韩头死了。
一个星期以前，老韩头就开始“打摆子”，一会儿觉得冷，一会儿又喊热，拉车时两腿“拌蒜”，浑身无力。车行里的伙计们都劝他歇几天，可老韩头不干，他觉得没事儿，谁还没个头疼脑热的，扛一扛就过去了，老韩头得不起病，他家老婆孩子五口人全靠他拉车养活，真要是趴下，全家都得喝西北风。
老韩头硬是扛了三天，最后在缸瓦市一头栽倒在街上，坐车的人吓得直叫唤，结果招来了日本宪兵，日本宪兵低头看了看老韩头，连忙捂住鼻子跳开两米远，说这人得了传染病。不一会儿就来了几个穿白大褂儿、戴着大口罩的人，他们把老韩头抬起来，忽悠了几下，喊了声一二三，老韩头就像个麻袋一样被扔进一辆铺满石灰的卡车斗里，腾起一股呛人的白烟，就这样，一个大活人就没了。
警察署通知老韩头家属时，说老韩头没到检疫所就咽了气，日本人有规定，凡因传染病死亡的人一律统一火化，家属不得擅自处理。知道内情的人说，日本人经常把没断气的病人和尸体一起烧了，他们那个狗屁检疫所给中国人治病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病人往石灰坑里扔，说是消毒，那石灰是闹着玩的吗？别说是病人，好人也能给折腾死。
这年头儿死的人太多了，谁也不会在乎多死个老韩头，车行里几个平时和老韩头关系不错的车夫还凑了几块钱给他的家属送去，大家议论一阵也就过去了，文三儿甚至连凑份子都没参与，他和老韩头只是一般交情。最愤怒的是孙二爷，他是心疼老韩头拉的那辆车，老韩头被拉走后，那辆车成了无人认领的物品，在西四巡警阁子旁扔了好几天，其间还被用于拉死人，车轮瓦圈隆了，辐条也断了好几根，车座上破了几个窟窿，还留下很多可疑的斑痕。孙二爷是托人送了礼才领回的这辆车，他一想起此事就觉得堵心，他妈的，这老韩头那条贱命哪里顶得上二爷一辆车值钱？这辆车是孙二爷花了五十块大洋从崇文门外上三条的“东福星”车行里买回来的，就是把老韩头一家子都卖了，也值不了一辆车钱。孙二爷觉得自己赔大发了，损失了好几天的车份儿收入不说，连送礼带修车又花了一笔钱，要是老赶上这种事儿，他的车行就别开了。
孙二爷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在一个傍晚向车夫们宣布：“都他妈的给我听着，从今天起，每人在收车时要多交两毛钱押金，什么叫押金呢？说白了就是风险抵押。”
车夫们面面相觑，他们的理解力不是很强，实在闹不懂这些文绉绉的书面语言是什么意思，只是隐隐约约感到似乎是和钱有关。文三儿壮着胆子问了一句：“二爷，咱听不明白，您说的‘压筋’是什么。”
孙二爷不耐烦地说：“反正说深了你们也听不懂，打个比方吧，比方说文三儿有一天拉着我的车一个跟头栽到地上死了……”
“哎哟，二爷，您可别方我，我活得好好的……”文三儿抗议道。
“文三儿，你他妈别打岔，二爷我是打比方，比方说文三儿死了，那他当天该交的车份儿我找谁要去，那车要是丢了由谁负责？别说文三儿没有老婆孩子，就是有又怎么样？二爷我总不能把他老婆孩子插上草标卖了吧，这年头儿三条腿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儿的人可有的是，谁买呀？就算是贱卖也顶不了二爷我一辆车。哥儿几个，别怨二爷我心狠，你们要吃饭，二爷我也要吃饭，老韩头的事儿你们都看见了，他自己倒是痛快，两眼一闭听蛐蛐儿叫去了，他妈的二爷我招谁惹谁了？闹个赔本儿赚吆喝，照这事儿再来上几次，二爷我就得喝西北风去。我琢磨了几天，总算想明白啦，咱们还是先小人后君子，每天交车时除了车份儿，你们还得再交我两毛钱，这钱我不要你们的，年底结账时我如数退还，可有一样，谁要跟老韩头似的一头扎地上死了，这钱我也就不退了，这就叫‘风险抵押金’。你们要是同意呢，咱就从今天开始，要是不同意也没关系，我这儿的庙太小，养不下您这大菩萨，您还是另找地儿吧。”
车夫们这次都听明白了，说了半天就是每天的车份儿钱又涨了两毛，孙二爷说年底退还，这话是否靠得住你就琢磨去吧，到时候他不定又想出什么辙来把钱吞了，你又能拿他怎么样？
那来顺有点儿坐不住了，他家里人口多，每天多交两毛钱对他来说非同小可，他站起来说：“二爷，咱能不能再商量商量？这年头坐车的人本来就少，有时半天也等不上一个座儿，我家人口多这您是知道的，要是每天再多交两毛钱，我一家老小就得把脖子扎起来……”
孙二爷吸了口水烟，慢悠悠地回答：“那来顺，你一家老小扎脖子不碍我的事儿吧？你那几个孩子又不是我揍出来的，吃不上饭也是你自己没能耐，养不起就别生，别他妈的光顾着炕头上舒坦……”
那来顺急了，他涨红着脸大声回嘴道：“二爷，您这是什么话？我那来顺穷就该死？连生孩子都是罪过，您得讲理是不是？不能上来就骂人哪。”
“哟嗬？大裤衩子，几天没见，你倒是长行市了，怎么着？我骂你了又怎么样？瞧你这穷相儿，你也配养孩子？我要是你，就拿把刀把裤裆里那玩意儿剁下来，省得它净添乱。”
那来顺再也忍不住了，他吼了一声：“姓孙的，你别他妈的欺人太甚，老子和你拼了……”他不管不顾地向孙二爷扑过去。
孙二爷这辈子什么没见过？当年在天津卫为了争地盘儿他还和对手滚过钉板呢，打架玩命更是平常事。他没练过什么功夫，靠的是心毒手狠敢使黑招儿，架打多了倒也练出一些技巧，知道一出手该往对手哪个部位打，一般人还真不是他对手。空有一身蛮力的那来顺哪里知道孙二爷的厉害，在他扑过去的一刹那，被孙二爷一脚踢中裆下，他惨叫一声，双手捂住裆部疼得蹲下身去。孙二爷不愧是沙场老将，他一招儿得手便不容对方有半点儿喘息的工夫，又是一个窝心脚踢在那来顺心口上，那来顺被踢得仰面摔倒，疼得在地上滚来滚去……车夫们一拥而上，连求带劝地拉开孙二爷。此时孙二爷方显出天津混混儿的本色，旁人越劝他越来劲，他从里屋抄出一把斧子高举过头顶，口口声声要活劈了那来顺，劝架的车夫们生怕出了人命，便死死抱住孙二爷，从他手里抢下斧子。其实连文三儿都看出来了，孙二爷此举完全是虚张声势，以疯撒邪，混混儿可以死缠烂打，可以泼皮耍横，唯独没有杀人的胆儿，要真有这点儿狠劲，他早改行当土匪强盗了，孙二爷无非是想造点儿声势罢了。
看见那来顺死狗一样躺在地上，文三儿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痛快，就凭这个，他每天多交两毛钱都认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不认又怎么样？别看拉洋车这活儿连下九流都算不上，可要是哪家车行富余出一辆车来，抢着来赁车的人能打出活人脑子来，这年头儿，想吃这碗饭的人多了去了。
那天文三儿没等事情结束就走了，没看见那来顺是怎样从地上爬起来的，听说是那来顺向孙二爷说了软话，因为孙二爷执意让他滚蛋。那来顺也是个明白人，赌气谁都会，可如今这年月能有个拉车的活儿就不错了，装好汉可顶不了饱。孙二爷收取押金的目的达到了，又揍人出了气，索性就做出大度的样子，表示不再追究。
徐金戈和杨秋萍以夫妻的名义在“南山堂”西药店过上了日子，两人在公开场合下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尤其是杨秋萍，别提有多贤惠了，在外人面前给足了徐金戈的面子。而徐金戈也摆出一家之主的架子，颐指气使地把杨秋萍支使得团团转，动辄还训斥几句，杨秋萍气得暗自咬牙，但当着外人面却不敢发作，还得装出低眉顺首的样子。
回到家里，杨秋萍的大小姐脾气便暴露无遗，她懒得做家务，屋子里脏乱得像个猪圈，以至于徐金戈都看不下去了，只好自己收拾。杨秋萍也不会做饭，连煮个面条儿都会把锅底烧穿，徐金戈还说不得，说一句她顶一句，惹急了她便甩出一句：“你以为自己是谁，还真拿自己当丈夫？要不是为了抗日，你给我提鞋都不配。”
徐金戈说：“真没见过你这样的老婆，你要真是我老婆，我一天揍你三次，不信就管不了你。”
杨秋萍建议：“要不还是请个用人吧，你这个掌柜的也不能太寒酸了。”
徐金戈马上拒绝道：“不行，这里又是枪又是爆破器材的，你瞒不过用人的眼睛，走漏了风声你我谁也跑不了。”
杨秋萍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两人自从结成假夫妻以来，时刻都生活在高度警惕之中，连睡觉时都把上了膛的手枪放在枕头下。生活在日本人占领的北平城中，到处弥漫着恐怖气氛，稍有不慎便会带来杀身之祸，环境实在太恶劣了。杨秋萍说过，一旦身份暴露，她绝不会让鬼子活捉，无论如何也要给自己留一颗子弹。日本宪兵队的审讯室是个比地狱还要恐怖的地方，她对此早有耳闻，万一被捕她担心自己挺不下来。
而徐金戈是个职业特工，他对各种恶劣环境早已习以为常，但凡干这行的人都不大在乎生命——别人的生命，也包括自己的生命。他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干成大事。依照徐金戈的想法，最好是组织一两次行动，把日本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及其日本驻北京特务机关的机关长喜多诚一的项上人头摘下来，只杀几个汉奸没多大意思。
最使徐金戈感到憋屈的是眼前的日子。他是个以四海为家的男人，不喜欢家庭生活，尤其是现在，他居然要硬着头皮和一个陌生女人过起小日子，更要命的是这个“老婆”还处处和自己对着干，根本没把他这个“丈夫”放在眼里。
两个月前，徐金戈按照上峰的指令，经过半个月的“恋爱期”，和杨秋萍结为“夫妻”。在谈恋爱的半个月里，两人口角不断，有几次还在公园里吵了起来。徐金戈声称若不是为了执行任务，他才不受这种洋罪，娶杨秋萍这样的女人有什么好？长相虽然马马虎虎过得去，可脾气却像个王爷，动不动脸就拉下来了，手里有什么敢摔什么，哪有半点儿妻子的贤惠？杨秋萍本来长得很漂亮，从小被人夸到大，没承想到了徐金戈嘴里，她的相貌成了“马马虎虎过得去”，于是火冒三丈地回敬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磨坊里的毛驴都比他长得顺眼，若不是为了工作，天下男人都死绝了也不会“嫁”给他。
“恋爱”期间两人互相看着都不顺眼，都觉得自己倒了八辈子霉，碰上这么个搭档。其实在外人看来，徐金戈和杨秋萍从年龄、相貌和气质上看，无疑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尽管两人相处得很糟糕，但戏还是要演下去，徐金戈硬着头皮去杨秋萍家见了老丈人杨易臣，根据“黑马”的指示，这个婚姻要做得像真的一样，连细节都不能马虎，杨秋萍从小生长在北平，父亲又是梨园行的名角儿，亲戚朋友很多，倘若杨秋萍不声不响成了“南山堂”药店的老板娘，那么早晚会被人认出来，看来“黑马”的思路还是很严密的。
徐金戈的身世早在战前就由军统局的专职人员做了缜密的伪装，他是个孤儿，从小由北平天主教会所办的孤儿院养大，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后一直从事商业活动，这些经历都记录在战前北平市警察局的户籍档案中，完全经得起调查。
杨易臣第一次见到“姑爷”的时候并不满意，他一向尊重文化人，希望女儿能找个出身书香门第又上过名牌大学的人，谁知这位“姑爷”不仅是个不明不白的孤儿，还是个买卖人，这种条件离杨易臣的初衷相去甚远。杨秋萍一见父亲沉下脸便知他不满意，于是亲热地挽着徐金戈的胳膊对父亲宣布道：“爸，我非他不嫁，您要是不同意，我可和他私奔了，到时候您别怨我不孝顺。”
杨易臣见女儿态度坚决便连忙改口：“闺女，我没说不同意呀，你们年轻人讲究自由恋爱，这我懂，你们先处处看。”
杨秋萍却直截了当地说：“爸，我们要结婚了。”
杨易臣惊愕了：“这太突然了吧，为什么这样着急？”
杨秋萍是个好演员，她在徐金戈的脸上吻了一下，甜蜜地回答：“因为我爱他。”
杨易臣一时说不出话来，竟愣在那里。
徐金戈却心里一动，他仔细望着杨秋萍，心里竟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白连旗最近又揭不开锅了，自从北平日本占领军宣布对粮食实行管制以后，德子的糖葫芦生意是没法做了，一是山楂和白糖类的原料来路被切断，二是有闲钱吃零食的人也少了。白家的家底儿经三代人折腾，如今能卖的只剩下白连旗自己了，至于能不能把自己卖出去，白连旗心里也没谱儿。一个只会吃饭不会干活儿的人，白送给人家当孙子，人家恐怕都得琢磨琢磨。当白连旗把他父亲留下的最后一间房卖掉之后，他就搬到果子巷德子家住了。德子也没有家眷，光棍一条。那间小屋家徒四壁，一副铺板用砖头支起来权作床，白连旗搬来后，两人睡一副铺板便嫌挤了，于是又偷了些砖头码在铺边，算是加宽了这张“床”。
住的问题好凑合，吃的问题却不好凑合。前些日子，两人实在没辙了，在果子巷北口的孙寡妇那儿吃了几天“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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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和”车行里最近空出一辆车来，原因是老韩头死了。
一个星期以前，老韩头就开始“打摆子”，一会儿觉得冷，一会儿又喊热，拉车时两腿“拌蒜”，浑身无力。车行里的伙计们都劝他歇几天，可老韩头不干，他觉得没事儿，谁还没个头疼脑热的，扛一扛就过去了，老韩头得不起病，他家老婆孩子五口人全靠他拉车养活，真要是趴下，全家都得喝西北风。
老韩头硬是扛了三天，最后在缸瓦市一头栽倒在街上，坐车的人吓得直叫唤，结果招来了日本宪兵，日本宪兵低头看了看老韩头，连忙捂住鼻子跳开两米远，说这人得了传染病。不一会儿就来了几个穿白大褂儿、戴着大口罩的人，他们把老韩头抬起来，忽悠了几下，喊了声一二三，老韩头就像个麻袋一样被扔进一辆铺满石灰的卡车斗里，腾起一股呛人的白烟，就这样，一个大活人就没了。
警察署通知老韩头家属时，说老韩头没到检疫所就咽了气，日本人有规定，凡因传染病死亡的人一律统一火化，家属不得擅自处理。知道内情的人说，日本人经常把没断气的病人和尸体一起烧了，他们那个狗屁检疫所给中国人治病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病人往石灰坑里扔，说是消毒，那石灰是闹着玩的吗？别说是病人，好人也能给折腾死。
这年头儿死的人太多了，谁也不会在乎多死个老韩头，车行里几个平时和老韩头关系不错的车夫还凑了几块钱给他的家属送去，大家议论一阵也就过去了，文三儿甚至连凑份子都没参与，他和老韩头只是一般交情。最愤怒的是孙二爷，他是心疼老韩头拉的那辆车，老韩头被拉走后，那辆车成了无人认领的物品，在西四巡警阁子旁扔了好几天，其间还被用于拉死人，车轮瓦圈隆了，辐条也断了好几根，车座上破了几个窟窿，还留下很多可疑的斑痕。孙二爷是托人送了礼才领回的这辆车，他一想起此事就觉得堵心，他妈的，这老韩头那条贱命哪里顶得上二爷一辆车值钱？这辆车是孙二爷花了五十块大洋从崇文门外上三条的“东福星”车行里买回来的，就是把老韩头一家子都卖了，也值不了一辆车钱。孙二爷觉得自己赔大发了，损失了好几天的车份儿收入不说，连送礼带修车又花了一笔钱，要是老赶上这种事儿，他的车行就别开了。
孙二爷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在一个傍晚向车夫们宣布：“都他妈的给我听着，从今天起，每人在收车时要多交两毛钱押金，什么叫押金呢？说白了就是风险抵押。”
车夫们面面相觑，他们的理解力不是很强，实在闹不懂这些文绉绉的书面语言是什么意思，只是隐隐约约感到似乎是和钱有关。文三儿壮着胆子问了一句：“二爷，咱听不明白，您说的‘压筋’是什么。”
孙二爷不耐烦地说：“反正说深了你们也听不懂，打个比方吧，比方说文三儿有一天拉着我的车一个跟头栽到地上死了……”
“哎哟，二爷，您可别方我，我活得好好的……”文三儿抗议道。
“文三儿，你他妈别打岔，二爷我是打比方，比方说文三儿死了，那他当天该交的车份儿我找谁要去，那车要是丢了由谁负责？别说文三儿没有老婆孩子，就是有又怎么样？二爷我总不能把他老婆孩子插上草标卖了吧，这年头儿三条腿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儿的人可有的是，谁买呀？就算是贱卖也顶不了二爷我一辆车。哥儿几个，别怨二爷我心狠，你们要吃饭，二爷我也要吃饭，老韩头的事儿你们都看见了，他自己倒是痛快，两眼一闭听蛐蛐儿叫去了，他妈的二爷我招谁惹谁了？闹个赔本儿赚吆喝，照这事儿再来上几次，二爷我就得喝西北风去。我琢磨了几天，总算想明白啦，咱们还是先小人后君子，每天交车时除了车份儿，你们还得再交我两毛钱，这钱我不要你们的，年底结账时我如数退还，可有一样，谁要跟老韩头似的一头扎地上死了，这钱我也就不退了，这就叫‘风险抵押金’。你们要是同意呢，咱就从今天开始，要是不同意也没关系，我这儿的庙太小，养不下您这大菩萨，您还是另找地儿吧。”
车夫们这次都听明白了，说了半天就是每天的车份儿钱又涨了两毛，孙二爷说年底退还，这话是否靠得住你就琢磨去吧，到时候他不定又想出什么辙来把钱吞了，你又能拿他怎么样？
那来顺有点儿坐不住了，他家里人口多，每天多交两毛钱对他来说非同小可，他站起来说：“二爷，咱能不能再商量商量？这年头坐车的人本来就少，有时半天也等不上一个座儿，我家人口多这您是知道的，要是每天再多交两毛钱，我一家老小就得把脖子扎起来……”
孙二爷吸了口水烟，慢悠悠地回答：“那来顺，你一家老小扎脖子不碍我的事儿吧？你那几个孩子又不是我揍出来的，吃不上饭也是你自己没能耐，养不起就别生，别他妈的光顾着炕头上舒坦……”
那来顺急了，他涨红着脸大声回嘴道：“二爷，您这是什么话？我那来顺穷就该死？连生孩子都是罪过，您得讲理是不是？不能上来就骂人哪。”
“哟嗬？大裤衩子，几天没见，你倒是长行市了，怎么着？我骂你了又怎么样？瞧你这穷相儿，你也配养孩子？我要是你，就拿把刀把裤裆里那玩意儿剁下来，省得它净添乱。”
那来顺再也忍不住了，他吼了一声：“姓孙的，你别他妈的欺人太甚，老子和你拼了……”他不管不顾地向孙二爷扑过去。
孙二爷这辈子什么没见过？当年在天津卫为了争地盘儿他还和对手滚过钉板呢，打架玩命更是平常事。他没练过什么功夫，靠的是心毒手狠敢使黑招儿，架打多了倒也练出一些技巧，知道一出手该往对手哪个部位打，一般人还真不是他对手。空有一身蛮力的那来顺哪里知道孙二爷的厉害，在他扑过去的一刹那，被孙二爷一脚踢中裆下，他惨叫一声，双手捂住裆部疼得蹲下身去。孙二爷不愧是沙场老将，他一招儿得手便不容对方有半点儿喘息的工夫，又是一个窝心脚踢在那来顺心口上，那来顺被踢得仰面摔倒，疼得在地上滚来滚去……车夫们一拥而上，连求带劝地拉开孙二爷。此时孙二爷方显出天津混混儿的本色，旁人越劝他越来劲，他从里屋抄出一把斧子高举过头顶，口口声声要活劈了那来顺，劝架的车夫们生怕出了人命，便死死抱住孙二爷，从他手里抢下斧子。其实连文三儿都看出来了，孙二爷此举完全是虚张声势，以疯撒邪，混混儿可以死缠烂打，可以泼皮耍横，唯独没有杀人的胆儿，要真有这点儿狠劲，他早改行当土匪强盗了，孙二爷无非是想造点儿声势罢了。
看见那来顺死狗一样躺在地上，文三儿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痛快，就凭这个，他每天多交两毛钱都认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不认又怎么样？别看拉洋车这活儿连下九流都算不上，可要是哪家车行富余出一辆车来，抢着来赁车的人能打出活人脑子来，这年头儿，想吃这碗饭的人多了去了。
那天文三儿没等事情结束就走了，没看见那来顺是怎样从地上爬起来的，听说是那来顺向孙二爷说了软话，因为孙二爷执意让他滚蛋。那来顺也是个明白人，赌气谁都会，可如今这年月能有个拉车的活儿就不错了，装好汉可顶不了饱。孙二爷收取押金的目的达到了，又揍人出了气，索性就做出大度的样子，表示不再追究。
徐金戈和杨秋萍以夫妻的名义在“南山堂”西药店过上了日子，两人在公开场合下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尤其是杨秋萍，别提有多贤惠了，在外人面前给足了徐金戈的面子。而徐金戈也摆出一家之主的架子，颐指气使地把杨秋萍支使得团团转，动辄还训斥几句，杨秋萍气得暗自咬牙，但当着外人面却不敢发作，还得装出低眉顺首的样子。
回到家里，杨秋萍的大小姐脾气便暴露无遗，她懒得做家务，屋子里脏乱得像个猪圈，以至于徐金戈都看不下去了，只好自己收拾。杨秋萍也不会做饭，连煮个面条儿都会把锅底烧穿，徐金戈还说不得，说一句她顶一句，惹急了她便甩出一句：“你以为自己是谁，还真拿自己当丈夫？要不是为了抗日，你给我提鞋都不配。”
徐金戈说：“真没见过你这样的老婆，你要真是我老婆，我一天揍你三次，不信就管不了你。”
杨秋萍建议：“要不还是请个用人吧，你这个掌柜的也不能太寒酸了。”
徐金戈马上拒绝道：“不行，这里又是枪又是爆破器材的，你瞒不过用人的眼睛，走漏了风声你我谁也跑不了。”
杨秋萍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两人自从结成假夫妻以来，时刻都生活在高度警惕之中，连睡觉时都把上了膛的手枪放在枕头下。生活在日本人占领的北平城中，到处弥漫着恐怖气氛，稍有不慎便会带来杀身之祸，环境实在太恶劣了。杨秋萍说过，一旦身份暴露，她绝不会让鬼子活捉，无论如何也要给自己留一颗子弹。日本宪兵队的审讯室是个比地狱还要恐怖的地方，她对此早有耳闻，万一被捕她担心自己挺不下来。
而徐金戈是个职业特工，他对各种恶劣环境早已习以为常，但凡干这行的人都不大在乎生命——别人的生命，也包括自己的生命。他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干成大事。依照徐金戈的想法，最好是组织一两次行动，把日本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及其日本驻北京特务机关的机关长喜多诚一的项上人头摘下来，只杀几个汉奸没多大意思。
最使徐金戈感到憋屈的是眼前的日子。他是个以四海为家的男人，不喜欢家庭生活，尤其是现在，他居然要硬着头皮和一个陌生女人过起小日子，更要命的是这个“老婆”还处处和自己对着干，根本没把他这个“丈夫”放在眼里。
两个月前，徐金戈按照上峰的指令，经过半个月的“恋爱期”，和杨秋萍结为“夫妻”。在谈恋爱的半个月里，两人口角不断，有几次还在公园里吵了起来。徐金戈声称若不是为了执行任务，他才不受这种洋罪，娶杨秋萍这样的女人有什么好？长相虽然马马虎虎过得去，可脾气却像个王爷，动不动脸就拉下来了，手里有什么敢摔什么，哪有半点儿妻子的贤惠？杨秋萍本来长得很漂亮，从小被人夸到大，没承想到了徐金戈嘴里，她的相貌成了“马马虎虎过得去”，于是火冒三丈地回敬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磨坊里的毛驴都比他长得顺眼，若不是为了工作，天下男人都死绝了也不会“嫁”给他。
“恋爱”期间两人互相看着都不顺眼，都觉得自己倒了八辈子霉，碰上这么个搭档。其实在外人看来，徐金戈和杨秋萍从年龄、相貌和气质上看，无疑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尽管两人相处得很糟糕，但戏还是要演下去，徐金戈硬着头皮去杨秋萍家见了老丈人杨易臣，根据“黑马”的指示，这个婚姻要做得像真的一样，连细节都不能马虎，杨秋萍从小生长在北平，父亲又是梨园行的名角儿，亲戚朋友很多，倘若杨秋萍不声不响成了“南山堂”药店的老板娘，那么早晚会被人认出来，看来“黑马”的思路还是很严密的。
徐金戈的身世早在战前就由军统局的专职人员做了缜密的伪装，他是个孤儿，从小由北平天主教会所办的孤儿院养大，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后一直从事商业活动，这些经历都记录在战前北平市警察局的户籍档案中，完全经得起调查。
杨易臣第一次见到“姑爷”的时候并不满意，他一向尊重文化人，希望女儿能找个出身书香门第又上过名牌大学的人，谁知这位“姑爷”不仅是个不明不白的孤儿，还是个买卖人，这种条件离杨易臣的初衷相去甚远。杨秋萍一见父亲沉下脸便知他不满意，于是亲热地挽着徐金戈的胳膊对父亲宣布道：“爸，我非他不嫁，您要是不同意，我可和他私奔了，到时候您别怨我不孝顺。”
杨易臣见女儿态度坚决便连忙改口：“闺女，我没说不同意呀，你们年轻人讲究自由恋爱，这我懂，你们先处处看。”
杨秋萍却直截了当地说：“爸，我们要结婚了。”
杨易臣惊愕了：“这太突然了吧，为什么这样着急？”
杨秋萍是个好演员，她在徐金戈的脸上吻了一下，甜蜜地回答：“因为我爱他。”
杨易臣一时说不出话来，竟愣在那里。
徐金戈却心里一动，他仔细望着杨秋萍，心里竟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白连旗最近又揭不开锅了，自从北平日本占领军宣布对粮食实行管制以后，德子的糖葫芦生意是没法做了，一是山楂和白糖类的原料来路被切断，二是有闲钱吃零食的人也少了。白家的家底儿经三代人折腾，如今能卖的只剩下白连旗自己了，至于能不能把自己卖出去，白连旗心里也没谱儿。一个只会吃饭不会干活儿的人，白送给人家当孙子，人家恐怕都得琢磨琢磨。当白连旗把他父亲留下的最后一间房卖掉之后，他就搬到果子巷德子家住了。德子也没有家眷，光棍一条。那间小屋家徒四壁，一副铺板用砖头支起来权作床，白连旗搬来后，两人睡一副铺板便嫌挤了，于是又偷了些砖头码在铺边，算是加宽了这张“床”。
住的问题好凑合，吃的问题却不好凑合。前些日子，两人实在没辙了，在果子巷北口的孙寡妇那儿吃了几天“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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