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提出“一边倒”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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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先让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的文告，美国暗地里鼓动一些中国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四处活动，到处发表谈话，撰写文章，为蒋介石的求和文告推波助澜，劝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立刻把解放战争停下来，接受蒋介石的求和条件，切不可“除恶务尽”。
针对美蒋的和谈阴谋，中共的对策就是对于帝国主义的一切传统外交关系“不予承认”。
把“不承认”作为一项主要的外交政策，是在1949年1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下来的。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帝国主义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不必忙于要他们承认。我们是要打倒它，不是承认它。但政策不乱，侨民要保护。将来要通商，可以考虑，但亦不忙。忙的是同苏联及民主国家通商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说，外交政策以不承认为好，对帝国主义国家要观察，根据需要将来再说。总的观念是百年来受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该有这样的气概。他指出，在外交上应注意三个区别：新民主主义阵线与帝国主义阵线的划分，帝国主义与人民的区别，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要加以利用。要宣传帝国主义不足畏惧，要认识能够自力更生，但并不拒绝外援。在对各项具体政策作出说明时，周恩来说，总的精神是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以对我有利为主，坚决禁止帝国主义分子的一切非法活动。我们现在已摆脱了锁链，家底很大，有些事他非找我不可，我们不必急。现在经验少，将来摸出一套办法来。会后，由周恩来起草并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全面反映了这次发言精神。
明确宣布新中国将联合苏联，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这是建国前夕我国采取的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过去我们与苏联是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现在要从国家关系的角度加以考虑，这是很不同的。毛泽东对中苏关系极其重视，把它置于新中国对外关系的首位。1949年1月底，斯大林委托苏共中央委员米高扬来华了解中国革命形势，这使毛泽东有机会直接向苏联领导人全面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和我们党的内政外交政策。这次会谈对以后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就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的及美国的工人，吸引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也能胜利。东方的空气较薄弱，而西方的气压很重，我们就在东方冲破帝国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这一环，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在非党人士中，也要说明此点，也要做这种宣传。
4月3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草拟的《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第一次公开点明了苏联是新中国的盟友。此后，毛泽东又在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著名的“一边倒”。不过，他所说的并不是倒向某个具体国家，而是“倒向社会主义”。所谓“一边倒”，就是中国决定站在当时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
这一方针，体现了毛泽东、中共中央在新中国建交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高度的灵活性。4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严正宣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这个外交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总结我国历史经验的直接结果。对于这一经验，毛泽东在1949年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所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这样写道：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很快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邓小平1949年7月19日致华东局诸同志的一封信中，对毛泽东制定的“一边倒”外交方针及其精辟论述有深刻的理解，邓小平说：“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亦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更主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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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先让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的文告，美国暗地里鼓动一些中国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四处活动，到处发表谈话，撰写文章，为蒋介石的求和文告推波助澜，劝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立刻把解放战争停下来，接受蒋介石的求和条件，切不可“除恶务尽”。
针对美蒋的和谈阴谋，中共的对策就是对于帝国主义的一切传统外交关系“不予承认”。
把“不承认”作为一项主要的外交政策，是在1949年1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下来的。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帝国主义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不必忙于要他们承认。我们是要打倒它，不是承认它。但政策不乱，侨民要保护。将来要通商，可以考虑，但亦不忙。忙的是同苏联及民主国家通商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说，外交政策以不承认为好，对帝国主义国家要观察，根据需要将来再说。总的观念是百年来受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该有这样的气概。他指出，在外交上应注意三个区别：新民主主义阵线与帝国主义阵线的划分，帝国主义与人民的区别，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要加以利用。要宣传帝国主义不足畏惧，要认识能够自力更生，但并不拒绝外援。在对各项具体政策作出说明时，周恩来说，总的精神是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以对我有利为主，坚决禁止帝国主义分子的一切非法活动。我们现在已摆脱了锁链，家底很大，有些事他非找我不可，我们不必急。现在经验少，将来摸出一套办法来。会后，由周恩来起草并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全面反映了这次发言精神。
明确宣布新中国将联合苏联，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这是建国前夕我国采取的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过去我们与苏联是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现在要从国家关系的角度加以考虑，这是很不同的。毛泽东对中苏关系极其重视，把它置于新中国对外关系的首位。1949年1月底，斯大林委托苏共中央委员米高扬来华了解中国革命形势，这使毛泽东有机会直接向苏联领导人全面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和我们党的内政外交政策。这次会谈对以后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就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的及美国的工人，吸引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也能胜利。东方的空气较薄弱，而西方的气压很重，我们就在东方冲破帝国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这一环，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在非党人士中，也要说明此点，也要做这种宣传。
4月3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草拟的《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第一次公开点明了苏联是新中国的盟友。此后，毛泽东又在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著名的“一边倒”。不过，他所说的并不是倒向某个具体国家，而是“倒向社会主义”。所谓“一边倒”，就是中国决定站在当时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
这一方针，体现了毛泽东、中共中央在新中国建交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高度的灵活性。4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严正宣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这个外交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总结我国历史经验的直接结果。对于这一经验，毛泽东在1949年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所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这样写道：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很快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邓小平1949年7月19日致华东局诸同志的一封信中，对毛泽东制定的“一边倒”外交方针及其精辟论述有深刻的理解，邓小平说：“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亦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更主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