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迁入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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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上考虑定都北平，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日程表。对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后，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毛泽东指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也要加上“人民”二字，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对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选择上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1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过谈话，谈话中透露出毛泽东和平解放北平与定都北平的心愿。
毛泽东对徐向前讲：“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答道：“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毛泽东听后缓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讲：“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来人民共和国的国都。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及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2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城得以完整保存。北平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一切正常。
党内正式决定定都北平，是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移到城市，提出要进行广泛的城市经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他讲：“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在北平成立中央政府是当时许多民主人士共同的想法。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形。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叶剑英讲，很多民主人士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与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毛泽东听后，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说，看来这些民主人士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了，慢慢他们就会知道的，但是要最后决定还得开政协会议。
定都北平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作出的一个必要的选择。
1949年初，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日，就与夫人朱仲丽一起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问他：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
王稼祥作了片刻的思考，然后回答说：“能否定在北平?”
毛泽东要他谈一下理由。王稼祥分析说：北平，我认为，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王稼祥的看法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这种一致正是建立在对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认识上的。
在那时，按照薄一波的说法就是，“我们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主要靠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定都北平正好可以更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实际上，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和接受苏联的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前后的一个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直接影响到了中共对定都的选择，而且在定都上，中共与苏联领导人交换过意见。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和平解放，这座历史古城迎来了自由民主的春天。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中共中央决定进驻北平。
北平这座历史古城对毛泽东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毛泽东青年时期，为寻找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曾于1918年8月19日和1919年12月18日，先后两次到过北平。30年后历史巨变，已换了人间。在由农村到城市的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在走向全国胜利的过渡时期，在即将打败国民党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前夜，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浩浩荡荡地开向北平。
为了这个伟大时刻的到来，早在1949年1月，中共中央就已经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主管，杨尚昆和曾三具体负责。
杨尚昆回忆说，他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之后经历了“三次大搬家”。一次是从延安撤到晋西北，一次是从晋西北东进到西柏坡。那两次，都是骡马驮运和两条腿走路，还要防备敌人的骚扰和空袭。从西柏坡进北平，是第三次大搬迁。这次可不同了：一是从乡村到大城市，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全国性的人民政权。二是军事上、政治上我们都掌握了主动权，交通运输有汽车，有火车。更为不同的是，人们的心理状态也发生了变化。撤离延安时，为了轻装，大家生怕东西丢不掉；这次相反，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丢，有的同志连一张木板床都想运走，总觉得过去的床睡着习惯、舒服，一定要搬走。在这种情况下，只好说服大家。三是进入北平，最尖锐的问题是安全警戒。北平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所在地，原来特务机构林立，包括国防部的保密局、二厅、党统局，华北“剿总”二处，阎锡山的特务系统，还有美英的国际间谍等特务系统，另外还有从东北、华北和西北流窜进北平的暗藏特务，一下子不能都弄清楚。国民党北平的党政军机关虽然已被我军管或宣布解散，但社会政治环境一时还来不及清理。中央机关的搬迁和安置是一项必须做到万无一失的重大政治任务。
因此，在1月中旬的时候，杨尚昆先后派李克农和范离去北平选地。中南海曾经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驻地，地处闹市，安全警戒条件不成熟。他们和叶剑英、彭真商量后，建议先以离北平市区20公里的香山为中央机关的临时驻地。那里林木葱郁，环境幽静，又有利于防空。中直机关当时共有工作人员5500多人，安置这么多人需要一个较大的环境。香山的慈幼院有一批现成的房屋可以利用，这个慈幼院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创办的，只要牵动一家，将房舍略加修缮，便可供中央机关使用。双清别墅是熊希龄的住宅，可以供毛泽东临时居住。北平警备司令程子华和李克农一起去香山进行过勘察。
2月底，李克农对香山驻地的安排提出一个方案：为了保密，对外称“劳动大学”。第一站称劳大的筹备处，设在市内弓弦胡同15号。第二站称劳大收发处，设在青龙桥。第三站称劳大招待所，就进入香山。中央机关分驻在香山，军委机关分驻在西山一带，中央警卫和公安部门分驻在西直门、颐和园至香山一带。工青妇等群众团体为了便于联系群众，驻在城内。
周恩来十分重视中央的安全警戒问题。2月9日，陈云和罗荣桓从东北到西柏坡向书记处汇报工作，周恩来就提出请四野先抽调一个师到香山一带驻守，准备保卫党中央。在这之前，他还向杨尚昆介绍两个人，一个是搞扫雷的，一个是搞无线电的。他们和范离等一起，作为先遣人员去香山。后来，四野派吴烈所部一个师进驻香山一带，并在香山制高点“鬼见愁”上建立了一个高射炮阵地。
中央进北平交通电讯问题十分重要，早在1月下旬，北平和平解放已基本定局时，中央电召滕代远到西柏坡，商谈铁道部的工作问题。2月初，周恩来和滕代远、吕正操、黄克诚等商谈，布置中央机关进驻北平的交通安排。从西直门到香山，当时没有正规的公路，汽车上不去。于是，中央就从四野调来一个工兵连，用20天时间赶修了一条公路，汽车可以直上香山到双清别墅，这是党中央进北平前修的第一条公路。在搬迁过程中，广播不能中断。延安撤退时，新华广播电台先在瓦窑堡过渡了一段。中央到三交后，考虑到电台的功率大，容易被敌人的测向机发现，所以把它搬到太行山区去发播，但是呼号仍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这件事曾弄得胡宗南晕头转向，到处找我们的电台。这次进北平前，杨尚昆特地请廖承志把电台广播的交替问题安排好。至于香山的电话，在中央进驻前已经接通。
3月16日晚，杨尚昆等将迁移的准备情况向朱德和周恩来汇报。朱德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想在西柏坡再留住两个月，如果和平谈判，也可以在这里进行。但周恩来和任弼时主张快些进北平，因为北平的政治活动日渐频繁，中共中央偏居西柏坡，工作很难适应。比如，2月14日，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4位七旬老人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从上海经青岛飞达北平，要求会见毛泽东。经毛泽东同意后，他们由北平转飞石家庄，再乘车到西柏坡。15日，上海航运界代表也到达北平，前来商谈南北通航问题。25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等35位民主人士由沈阳到达北平。3月1日，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继此之后，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协会、中国妇女首届代表大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都将在北平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各界代表纷纷奔向北平。北平的政治中心地位越来越显得突出。从客观需要到主观准备，中央机关迁移到北平的条件已经成熟。3月17日晚，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结束，还在公报尚未发表时，中央书记处决定：23日启程向北平进发。
北平方面，成立了迎接中央迁入北平组织委员会，由叶剑英负责，成员有：聂荣臻、程子华、刘亚楼和李克农4人，并准备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毛泽东知道后，主张缩小规模，减少浪费，改在西苑机场检阅驻北平部队，会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
当进驻北平的日子正式确定下来之后，北平的迎接和准备工作立刻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特别是中央警备团更是进入“高度临战状态”。3月21日，中央社会部工作队在香山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由中央社会部工作队队长王范主持。负责香山的郊五分局局长徐守身、负责海淀的郊六分局局长张峰、中央警备团便衣队负责人高富有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以高富有的便衣队为主，郊五郊六分局加上中央办公厅和驻防西郊的吴烈师联合建立一个检查站，分别设在西直门、海淀和青龙桥。同时成立颐和园调查组，香山分驻所和颐和园、西苑派出所。并且这一系列的工作要求在3月23日前完成，24日领发证件，勘察地形，对清华园附近、华北农村实验场周围和海淀街西口较复杂的零散居民区调查摸底。并于领发证件的当天晚上在海淀区的公路沿途，以及重点路口要害部位和复杂地区部署好警卫力量。
原来计划中，清华园车站不是重点警卫目标，而是前门，准备让毛泽东在前门车站下车。但是那天，打前站的工作人员觉得特务似乎在前门有动向，散兵游勇的活动过多，不安全，就坚决改在了清华园。城外安排了两个地方当车站，除了清华园车站外，另一个备用。
24日夜里，叶剑英与在涿县的周恩来通过电话后，清华园车站就热闹起来了，里里外外好几层警卫。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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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上考虑定都北平，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日程表。对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后，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毛泽东指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也要加上“人民”二字，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对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选择上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1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过谈话，谈话中透露出毛泽东和平解放北平与定都北平的心愿。
毛泽东对徐向前讲：“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答道：“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毛泽东听后缓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讲：“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来人民共和国的国都。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及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2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城得以完整保存。北平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一切正常。
党内正式决定定都北平，是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移到城市，提出要进行广泛的城市经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他讲：“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在北平成立中央政府是当时许多民主人士共同的想法。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形。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叶剑英讲，很多民主人士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与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毛泽东听后，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说，看来这些民主人士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了，慢慢他们就会知道的，但是要最后决定还得开政协会议。
定都北平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作出的一个必要的选择。
1949年初，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日，就与夫人朱仲丽一起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问他：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
王稼祥作了片刻的思考，然后回答说：“能否定在北平?”
毛泽东要他谈一下理由。王稼祥分析说：北平，我认为，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王稼祥的看法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这种一致正是建立在对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认识上的。
在那时，按照薄一波的说法就是，“我们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主要靠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定都北平正好可以更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实际上，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和接受苏联的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前后的一个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直接影响到了中共对定都的选择，而且在定都上，中共与苏联领导人交换过意见。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和平解放，这座历史古城迎来了自由民主的春天。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中共中央决定进驻北平。
北平这座历史古城对毛泽东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毛泽东青年时期，为寻找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曾于1918年8月19日和1919年12月18日，先后两次到过北平。30年后历史巨变，已换了人间。在由农村到城市的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在走向全国胜利的过渡时期，在即将打败国民党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前夜，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浩浩荡荡地开向北平。
为了这个伟大时刻的到来，早在1949年1月，中共中央就已经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主管，杨尚昆和曾三具体负责。
杨尚昆回忆说，他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之后经历了“三次大搬家”。一次是从延安撤到晋西北，一次是从晋西北东进到西柏坡。那两次，都是骡马驮运和两条腿走路，还要防备敌人的骚扰和空袭。从西柏坡进北平，是第三次大搬迁。这次可不同了：一是从乡村到大城市，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全国性的人民政权。二是军事上、政治上我们都掌握了主动权，交通运输有汽车，有火车。更为不同的是，人们的心理状态也发生了变化。撤离延安时，为了轻装，大家生怕东西丢不掉；这次相反，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丢，有的同志连一张木板床都想运走，总觉得过去的床睡着习惯、舒服，一定要搬走。在这种情况下，只好说服大家。三是进入北平，最尖锐的问题是安全警戒。北平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所在地，原来特务机构林立，包括国防部的保密局、二厅、党统局，华北“剿总”二处，阎锡山的特务系统，还有美英的国际间谍等特务系统，另外还有从东北、华北和西北流窜进北平的暗藏特务，一下子不能都弄清楚。国民党北平的党政军机关虽然已被我军管或宣布解散，但社会政治环境一时还来不及清理。中央机关的搬迁和安置是一项必须做到万无一失的重大政治任务。
因此，在1月中旬的时候，杨尚昆先后派李克农和范离去北平选地。中南海曾经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驻地，地处闹市，安全警戒条件不成熟。他们和叶剑英、彭真商量后，建议先以离北平市区20公里的香山为中央机关的临时驻地。那里林木葱郁，环境幽静，又有利于防空。中直机关当时共有工作人员5500多人，安置这么多人需要一个较大的环境。香山的慈幼院有一批现成的房屋可以利用，这个慈幼院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创办的，只要牵动一家，将房舍略加修缮，便可供中央机关使用。双清别墅是熊希龄的住宅，可以供毛泽东临时居住。北平警备司令程子华和李克农一起去香山进行过勘察。
2月底，李克农对香山驻地的安排提出一个方案：为了保密，对外称“劳动大学”。第一站称劳大的筹备处，设在市内弓弦胡同15号。第二站称劳大收发处，设在青龙桥。第三站称劳大招待所，就进入香山。中央机关分驻在香山，军委机关分驻在西山一带，中央警卫和公安部门分驻在西直门、颐和园至香山一带。工青妇等群众团体为了便于联系群众，驻在城内。
周恩来十分重视中央的安全警戒问题。2月9日，陈云和罗荣桓从东北到西柏坡向书记处汇报工作，周恩来就提出请四野先抽调一个师到香山一带驻守，准备保卫党中央。在这之前，他还向杨尚昆介绍两个人，一个是搞扫雷的，一个是搞无线电的。他们和范离等一起，作为先遣人员去香山。后来，四野派吴烈所部一个师进驻香山一带，并在香山制高点“鬼见愁”上建立了一个高射炮阵地。
中央进北平交通电讯问题十分重要，早在1月下旬，北平和平解放已基本定局时，中央电召滕代远到西柏坡，商谈铁道部的工作问题。2月初，周恩来和滕代远、吕正操、黄克诚等商谈，布置中央机关进驻北平的交通安排。从西直门到香山，当时没有正规的公路，汽车上不去。于是，中央就从四野调来一个工兵连，用20天时间赶修了一条公路，汽车可以直上香山到双清别墅，这是党中央进北平前修的第一条公路。在搬迁过程中，广播不能中断。延安撤退时，新华广播电台先在瓦窑堡过渡了一段。中央到三交后，考虑到电台的功率大，容易被敌人的测向机发现，所以把它搬到太行山区去发播，但是呼号仍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这件事曾弄得胡宗南晕头转向，到处找我们的电台。这次进北平前，杨尚昆特地请廖承志把电台广播的交替问题安排好。至于香山的电话，在中央进驻前已经接通。
3月16日晚，杨尚昆等将迁移的准备情况向朱德和周恩来汇报。朱德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想在西柏坡再留住两个月，如果和平谈判，也可以在这里进行。但周恩来和任弼时主张快些进北平，因为北平的政治活动日渐频繁，中共中央偏居西柏坡，工作很难适应。比如，2月14日，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4位七旬老人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从上海经青岛飞达北平，要求会见毛泽东。经毛泽东同意后，他们由北平转飞石家庄，再乘车到西柏坡。15日，上海航运界代表也到达北平，前来商谈南北通航问题。25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等35位民主人士由沈阳到达北平。3月1日，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继此之后，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协会、中国妇女首届代表大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都将在北平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各界代表纷纷奔向北平。北平的政治中心地位越来越显得突出。从客观需要到主观准备，中央机关迁移到北平的条件已经成熟。3月17日晚，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结束，还在公报尚未发表时，中央书记处决定：23日启程向北平进发。
北平方面，成立了迎接中央迁入北平组织委员会，由叶剑英负责，成员有：聂荣臻、程子华、刘亚楼和李克农4人，并准备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毛泽东知道后，主张缩小规模，减少浪费，改在西苑机场检阅驻北平部队，会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
当进驻北平的日子正式确定下来之后，北平的迎接和准备工作立刻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特别是中央警备团更是进入“高度临战状态”。3月21日，中央社会部工作队在香山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由中央社会部工作队队长王范主持。负责香山的郊五分局局长徐守身、负责海淀的郊六分局局长张峰、中央警备团便衣队负责人高富有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以高富有的便衣队为主，郊五郊六分局加上中央办公厅和驻防西郊的吴烈师联合建立一个检查站，分别设在西直门、海淀和青龙桥。同时成立颐和园调查组，香山分驻所和颐和园、西苑派出所。并且这一系列的工作要求在3月23日前完成，24日领发证件，勘察地形，对清华园附近、华北农村实验场周围和海淀街西口较复杂的零散居民区调查摸底。并于领发证件的当天晚上在海淀区的公路沿途，以及重点路口要害部位和复杂地区部署好警卫力量。
原来计划中，清华园车站不是重点警卫目标，而是前门，准备让毛泽东在前门车站下车。但是那天，打前站的工作人员觉得特务似乎在前门有动向，散兵游勇的活动过多，不安全，就坚决改在了清华园。城外安排了两个地方当车站，除了清华园车站外，另一个备用。
24日夜里，叶剑英与在涿县的周恩来通过电话后，清华园车站就热闹起来了，里里外外好几层警卫。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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