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讲话”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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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叫你们“资本家”。刘少奇侃侃而谈：剥削是个事实，哪怕是罪恶，也只好承认了。不过，因此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苦闷彷徨，那是错误的。过去，你们一方面剥削别人，一方面又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剥削。这是剥削制度的罪恶，剥削是个社会现象。谁也不愿受剥削。剥削制度是很坏的，消灭剥削制度是大好事，但根据今天中国的现实情况，不是要不要消灭剥削，而是能不能消灭剥削，消灭以后怎么办?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我们共产党人知道，资本主义一方面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剥削制度，另一方面也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产业。它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既为它的剥削制度所需要，也为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需要。资本主义产业发展了，无产阶级力量也会随之增强。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一百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抹煞这个事实。骂是骂，而资产阶级这个功绩还是有的。从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说，是功大罪小。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还在年轻时期，还可以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当前我们要求工商界发挥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力，建设新中国，这正是你们为国建功的机会，你们应该努力，不要错过机会。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之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可恢复和发展生产。国营和私营之间，可能有竞争，但政府的方针是使国营和私营合作配合。既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要采取限制政策。公私兼顾是限制，劳资两利也是限制。
针对劳资紧张，刘少奇说，你们资本家有身份，工人们骂你们一句，你们就认为丢了面子。但是工人们有没有身份呢?工人们也有身份，他们的政治地位还比你们高一点。你们想一想，假如你们骂了工人，他们会不会也认为是丢了面子呢?现在，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你们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怎么办呢?刘少奇的对面坐着宋斐卿，他指指宋斐卿先生说，你现在只办了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8个、16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国家下命令，你就把厂子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行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16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总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总经理，因为你有功，国家再交8个厂子给你办，一共24个，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还要相应地给你更高的地位，可是你得要办好呵!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刘少奇这么一讲，在座的资本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效果是明显的。
他离开天津后，很快收到东亚公司经理宋斐卿的来信，表示要增设新厂，恢复旧厂，扩大生产计划。刘少奇立即复信予以鼓励，他在信中说“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计，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
1949年6月，天津新开张的厂店达1160户，而停业的只有27户。工商业者打消顾虑，企业倒闭数字急剧下降，开工率迅速上升，扩大了就业，稳定了物价。刘少奇讲话后一个月，天津的财政收入比上个月增加1.5倍，两个月后，天津的进出口总值达到了解放前天津的最高水平。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工商业者逐渐靠拢党，信任党。抗美援朝开始后，天津工商界42000人率先大游行，拥护共产党的决定，受到毛主席的称赞。刘少奇的天津之行，不仅使党在刚刚解放的北方最大的工业城市天津稳定了局面，而且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提高了党在各界人民中的威望。
刘少奇天津之行结束后，于5月中旬回到北京。他立即召集中央机关高级干部谈了自己的意见，希望大家以此为原则大胆地向资本家和工人宣传，他说，最近我去了天津，资本家非常高兴，有些工人或许不那么高兴，但是没有关系，我是真诚地为工人打算的，他们将来会看到这一点。
王光美回忆说：
在天津一个月时间里，少奇夜以继日地工作，开会，调查，谈话，看材料，批文件，无暇看戏，更无暇游览。但住地较清静，每晚我们到户外散步半小时，这是少奇多年的好习惯。
7日，少奇到塘沽参观碱厂。从那里去唐山，因为开滦煤矿工人正酝酿罢工。少奇主张以理服人：人民政府没有权利禁止工人罢工。即使国民党暗中破坏，我们也让它去吧！以后工人会相信我们的。他急着赶到现场，了解情况，以便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3天后，王光美在家中接到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的电话，说毛泽东要王光美转告少奇有要事，请他速回北平。11日,刘少奇回到北平，当晚到毛泽东处汇报工作。毛泽东建议少奇就城市管理和对资产阶级政策问题逐层向干部讲一讲。这期间，刘少奇于5月12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19日在北平干部会上做天津调查情况的报告。除去出席各种会议、做报告、处理日常事务外，着重为赴莫斯科做准备。
到开国大典前夕，刘少奇工作异常繁忙，据王光美记录：
6月19日少奇接我回香山，20日下午我送少奇去中南海，他说当晚去大连，再乘苏联飞机去莫斯科。这一段少奇的活动我没多少记录，并遵纪没打听。
记得6月初叶子龙、吴振英来过我家，告诉我少奇将出访苏联，要为少奇访苏准备些衣物，特来征求我的意见。他们帮忙买了皮箱和衣服，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要少奇回来的急事是出访。
少奇率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一次未经宣布的秘密访问，也是中苏两党间的第一次高级会谈。6月26日，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代表团成员王稼祥、高岗。到莫斯科后，受到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的接待。
在苏期间，少奇还进行了一系列参观访问。在当时，采取苏联模式是我们唯一能作的选择，这对迅速恢复我国国民经济和初步奠定我国工业基础，功不可没。
8月14日，少奇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后，在沈阳等地视察工作，听取各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解决了许多迫切问题。
8月28日，少奇在东北局干部会上作报告，论述了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城市工作、人民代表会、合作社、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工厂行政管理和党支部建设等等一系列问题。但对访苏只字未提。
8月29日，少奇回到北平，专列中随行的有几十位苏联专家，许多在北平的高级负责同志到停车处迎接。这时党中央已迁入城内办公，少奇就直接到中南海，没有再住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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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叫你们“资本家”。刘少奇侃侃而谈：剥削是个事实，哪怕是罪恶，也只好承认了。不过，因此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苦闷彷徨，那是错误的。过去，你们一方面剥削别人，一方面又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剥削。这是剥削制度的罪恶，剥削是个社会现象。谁也不愿受剥削。剥削制度是很坏的，消灭剥削制度是大好事，但根据今天中国的现实情况，不是要不要消灭剥削，而是能不能消灭剥削，消灭以后怎么办?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我们共产党人知道，资本主义一方面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剥削制度，另一方面也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产业。它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既为它的剥削制度所需要，也为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需要。资本主义产业发展了，无产阶级力量也会随之增强。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一百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抹煞这个事实。骂是骂，而资产阶级这个功绩还是有的。从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说，是功大罪小。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还在年轻时期，还可以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当前我们要求工商界发挥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力，建设新中国，这正是你们为国建功的机会，你们应该努力，不要错过机会。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之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可恢复和发展生产。国营和私营之间，可能有竞争，但政府的方针是使国营和私营合作配合。既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要采取限制政策。公私兼顾是限制，劳资两利也是限制。
针对劳资紧张，刘少奇说，你们资本家有身份，工人们骂你们一句，你们就认为丢了面子。但是工人们有没有身份呢?工人们也有身份，他们的政治地位还比你们高一点。你们想一想，假如你们骂了工人，他们会不会也认为是丢了面子呢?现在，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你们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怎么办呢?刘少奇的对面坐着宋斐卿，他指指宋斐卿先生说，你现在只办了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8个、16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国家下命令，你就把厂子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行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16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总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总经理，因为你有功，国家再交8个厂子给你办，一共24个，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还要相应地给你更高的地位，可是你得要办好呵!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刘少奇这么一讲，在座的资本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效果是明显的。
他离开天津后，很快收到东亚公司经理宋斐卿的来信，表示要增设新厂，恢复旧厂，扩大生产计划。刘少奇立即复信予以鼓励，他在信中说“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计，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
1949年6月，天津新开张的厂店达1160户，而停业的只有27户。工商业者打消顾虑，企业倒闭数字急剧下降，开工率迅速上升，扩大了就业，稳定了物价。刘少奇讲话后一个月，天津的财政收入比上个月增加1.5倍，两个月后，天津的进出口总值达到了解放前天津的最高水平。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工商业者逐渐靠拢党，信任党。抗美援朝开始后，天津工商界42000人率先大游行，拥护共产党的决定，受到毛主席的称赞。刘少奇的天津之行，不仅使党在刚刚解放的北方最大的工业城市天津稳定了局面，而且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提高了党在各界人民中的威望。
刘少奇天津之行结束后，于5月中旬回到北京。他立即召集中央机关高级干部谈了自己的意见，希望大家以此为原则大胆地向资本家和工人宣传，他说，最近我去了天津，资本家非常高兴，有些工人或许不那么高兴，但是没有关系，我是真诚地为工人打算的，他们将来会看到这一点。
王光美回忆说：
在天津一个月时间里，少奇夜以继日地工作，开会，调查，谈话，看材料，批文件，无暇看戏，更无暇游览。但住地较清静，每晚我们到户外散步半小时，这是少奇多年的好习惯。
7日，少奇到塘沽参观碱厂。从那里去唐山，因为开滦煤矿工人正酝酿罢工。少奇主张以理服人：人民政府没有权利禁止工人罢工。即使国民党暗中破坏，我们也让它去吧！以后工人会相信我们的。他急着赶到现场，了解情况，以便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3天后，王光美在家中接到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的电话，说毛泽东要王光美转告少奇有要事，请他速回北平。11日,刘少奇回到北平，当晚到毛泽东处汇报工作。毛泽东建议少奇就城市管理和对资产阶级政策问题逐层向干部讲一讲。这期间，刘少奇于5月12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19日在北平干部会上做天津调查情况的报告。除去出席各种会议、做报告、处理日常事务外，着重为赴莫斯科做准备。
到开国大典前夕，刘少奇工作异常繁忙，据王光美记录：
6月19日少奇接我回香山，20日下午我送少奇去中南海，他说当晚去大连，再乘苏联飞机去莫斯科。这一段少奇的活动我没多少记录，并遵纪没打听。
记得6月初叶子龙、吴振英来过我家，告诉我少奇将出访苏联，要为少奇访苏准备些衣物，特来征求我的意见。他们帮忙买了皮箱和衣服，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要少奇回来的急事是出访。
少奇率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一次未经宣布的秘密访问，也是中苏两党间的第一次高级会谈。6月26日，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代表团成员王稼祥、高岗。到莫斯科后，受到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的接待。
在苏期间，少奇还进行了一系列参观访问。在当时，采取苏联模式是我们唯一能作的选择，这对迅速恢复我国国民经济和初步奠定我国工业基础，功不可没。
8月14日，少奇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后，在沈阳等地视察工作，听取各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解决了许多迫切问题。
8月28日，少奇在东北局干部会上作报告，论述了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城市工作、人民代表会、合作社、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工厂行政管理和党支部建设等等一系列问题。但对访苏只字未提。
8月29日，少奇回到北平，专列中随行的有几十位苏联专家，许多在北平的高级负责同志到停车处迎接。这时党中央已迁入城内办公，少奇就直接到中南海，没有再住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