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号确定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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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第三个发言的是周致祥，这位清朝末年的进士在辛亥革命后隐居38年之久，一生中不写中华民国的国号，但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他态度坚决，反对用简称，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美洲侨领司徒美堂，年高83岁，耳聪目明，但听不懂北方汉话，这次由司徒丙鹤陪同赴北平参加新政协。在这天的会上，也由司徒丙鹤把别人的发言口译给他听。听了之后，司徒美堂激动得站起来，要求发言。
宴会厅里这时显得很安静了，大家等待着听这位老人的意见。
他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
司徒美堂的这番话，言之成理，痛快淋漓，掷地有声。他一说完，大厅里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曾以痛骂国民党官僚资本而出名的马寅初也站起来，表示说：“我完全拥护刚才司徒先生提出的主张。括号中的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应该去掉！”
民盟领导人张澜老先生，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当面称赞他“老成谋国”，这时表示：“我也反对用什么简称。”陈叔通也赞成此议。
教育学家车向忱赞成去掉简称，并补充说：“如果说人民一时不接受新国号，这只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老百姓是否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接着，法律专家沈钧儒从法律的角度对简称问题进行了解释。他说：“如果有些群众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中华民国’。”
陈嘉庚这时也站起来讲话。他一口厦门话，旁人听不懂，由秘书庄明理翻译成普通话。他说：我也不同意用括号里的简称。大家对中华民国决无好感，落后的人可能一时不会习惯，但过些时候就会好的。
会上的态度成了一边倒，除黄炎培主张用“中华民国”简称外，其他的人几乎都反对用这个简称。
最后，周恩来作小结，介绍了文件草案上有这个括号中的“简称中华民国”的缘由。他表示：“我要把今天大家发表的意见综合送给大会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
周恩来讲完话，已是下午一时半。宴席开始。黄炎培和简玉阶是素食者，另单设素席。简玉阶每饭必先祷告上帝，在宴席上也是这样，表情显得十分严肃。当他还在祷告上帝时，其他吃荤席的人已是谈笑风生，互相敬酒，一派欢乐的气氛。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时，一致同意和决定：去掉国号里“中华民国”的简称。政协代表们认为，简称“中华民国”去掉，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这一点在毛泽东开幕词中也讲过。同时“中华民国”这个名称，因为在民间已很习惯，所以在目前，也不要禁止使用。在人民中还允许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用阳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用阴历。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用统一的国名和统一的公元年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要有这样一个法律性规定。
自此之后，政协会议通过的大会文件，就完全去掉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国”在人们习惯性称呼中渐渐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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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第三个发言的是周致祥，这位清朝末年的进士在辛亥革命后隐居38年之久，一生中不写中华民国的国号，但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他态度坚决，反对用简称，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美洲侨领司徒美堂，年高83岁，耳聪目明，但听不懂北方汉话，这次由司徒丙鹤陪同赴北平参加新政协。在这天的会上，也由司徒丙鹤把别人的发言口译给他听。听了之后，司徒美堂激动得站起来，要求发言。
宴会厅里这时显得很安静了，大家等待着听这位老人的意见。
他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
司徒美堂的这番话，言之成理，痛快淋漓，掷地有声。他一说完，大厅里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曾以痛骂国民党官僚资本而出名的马寅初也站起来，表示说：“我完全拥护刚才司徒先生提出的主张。括号中的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应该去掉！”
民盟领导人张澜老先生，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当面称赞他“老成谋国”，这时表示：“我也反对用什么简称。”陈叔通也赞成此议。
教育学家车向忱赞成去掉简称，并补充说：“如果说人民一时不接受新国号，这只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老百姓是否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接着，法律专家沈钧儒从法律的角度对简称问题进行了解释。他说：“如果有些群众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中华民国’。”
陈嘉庚这时也站起来讲话。他一口厦门话，旁人听不懂，由秘书庄明理翻译成普通话。他说：我也不同意用括号里的简称。大家对中华民国决无好感，落后的人可能一时不会习惯，但过些时候就会好的。
会上的态度成了一边倒，除黄炎培主张用“中华民国”简称外，其他的人几乎都反对用这个简称。
最后，周恩来作小结，介绍了文件草案上有这个括号中的“简称中华民国”的缘由。他表示：“我要把今天大家发表的意见综合送给大会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
周恩来讲完话，已是下午一时半。宴席开始。黄炎培和简玉阶是素食者，另单设素席。简玉阶每饭必先祷告上帝，在宴席上也是这样，表情显得十分严肃。当他还在祷告上帝时，其他吃荤席的人已是谈笑风生，互相敬酒，一派欢乐的气氛。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时，一致同意和决定：去掉国号里“中华民国”的简称。政协代表们认为，简称“中华民国”去掉，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这一点在毛泽东开幕词中也讲过。同时“中华民国”这个名称，因为在民间已很习惯，所以在目前，也不要禁止使用。在人民中还允许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用阳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用阴历。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用统一的国名和统一的公元年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要有这样一个法律性规定。
自此之后，政协会议通过的大会文件，就完全去掉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国”在人们习惯性称呼中渐渐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