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对国歌的重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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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鼓舞人们永远以昂扬奋起的精神，继续前进。《义勇军进行曲》正是这样，它歌唱了人民的意志，民族的自信，这是对敌人斗争的胜利标志。抗战时期，这首歌唤起了千干万万的中华儿女投入抗日前线。今天，它仍将鼓舞人民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
廖静文信服地点点头说：“啊，原来是这样，那我太缺乏知识了。”
被大画家徐悲鸿提名代作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原是剧作家田汉在1935年为上海一家电影公司编写剧本——《风云儿女》时所创作的主题歌。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开始践踏肥沃的华北平原。中华民族已是危在旦夕！这时，已加入中共党组织的革命剧作家田汉为躲避国民党当局的搜捕，被迫迁居到上海法租界。
田汉对当时音乐界一些人在亡国的关头仍在创作靡靡之音、自我陶醉的现象感到愤慨和忧虑，也为一些人写的救亡歌曲激情不够，难以在民众中流传而表示惋惜。他决定自己要写出一些能唤起民众、鼓舞人们斗志的歌曲。
这时，他编写了一部电影剧本——《风云儿女》，这部作品是一部反映抗日救亡主题、描写国民党统治区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中勇敢走向抗日前线的故事。
在剧本中，田汉为影片的主人公诗人李白华写了一节诗稿：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田汉写出这首歌词不久，整个剧本还没写完，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夏衍接过田汉尚未完成的剧本，把梗概改编成电影，同时将歌词交给刚入党不久的作曲家聂耳谱曲。
正在联华公司搞音乐的聂耳与田汉关系很好，是同志加朋友。他入党就是田汉介绍的。以前他俩常在一起合作创作歌曲，纵论国事。
然而，聂耳拿到田汉创作的歌词的时候，也听到了国民党特务要逮捕他的消息。上海地下党决定让聂耳出国暂避一段时间。出国启程的前夕，聂耳连夜突击拿出了曲谱。
正是由于音乐家的遭遇如同当时祖国的命运一样，聂耳谱的曲每一个音符都充满着强烈的战斗气氛，显得铿锵有力，激荡人心。曲中一开头连着三个“起来”，如同嘹亮的进军号角，把音调和人们的激情立即推向高潮。曲尾显得坚定有力，嘎然而止，给人以歌声并未结束，仍在耳边回荡的乐感。
1935年7月，田汉获释出狱的当天，正巧碰上电影《风云儿女》的首映式，《义勇军进行曲》也随之问世。
然而，该曲作者聂耳的身躯这时已被日本藤泽市秸沼海滨的波浪所吞没，他再也听不到这支催人奋进的进行曲了。《义勇军进行曲》成了聂耳的绝唱。他的灵魂和生命似乎全部溶化在这首曲子中了。
一二九运动后，《义勇军进行曲》很快传遍中国大地，鼓舞、激励着中华儿女走上抗日前线。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雷尔·爱泼斯坦在评价《义勇军进行曲》时说：“这种类型的歌曲只要听到一次就会终生难忘。它的急促而充满胜利信心的词句，像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作动员报告。”爱泼斯坦的感觉是非常确切的。
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座谈会上，徐悲鸿的建议刚一提出，马上得到周恩来的响应。周恩来发言说：“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很好。《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雄壮而豪迈，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合于演奏，也适合于大家演唱。用这首歌作国歌是合适的。”
清华大学建筑学家，被聘为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的梁思成教授在周恩来说完后，站起来发言说：“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我赞成。我想起了以前我在美国时，有一次上街，听见有人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我回头一看，原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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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鼓舞人们永远以昂扬奋起的精神，继续前进。《义勇军进行曲》正是这样，它歌唱了人民的意志，民族的自信，这是对敌人斗争的胜利标志。抗战时期，这首歌唤起了千干万万的中华儿女投入抗日前线。今天，它仍将鼓舞人民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
廖静文信服地点点头说：“啊，原来是这样，那我太缺乏知识了。”
被大画家徐悲鸿提名代作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原是剧作家田汉在1935年为上海一家电影公司编写剧本——《风云儿女》时所创作的主题歌。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开始践踏肥沃的华北平原。中华民族已是危在旦夕！这时，已加入中共党组织的革命剧作家田汉为躲避国民党当局的搜捕，被迫迁居到上海法租界。
田汉对当时音乐界一些人在亡国的关头仍在创作靡靡之音、自我陶醉的现象感到愤慨和忧虑，也为一些人写的救亡歌曲激情不够，难以在民众中流传而表示惋惜。他决定自己要写出一些能唤起民众、鼓舞人们斗志的歌曲。
这时，他编写了一部电影剧本——《风云儿女》，这部作品是一部反映抗日救亡主题、描写国民党统治区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中勇敢走向抗日前线的故事。
在剧本中，田汉为影片的主人公诗人李白华写了一节诗稿：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田汉写出这首歌词不久，整个剧本还没写完，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夏衍接过田汉尚未完成的剧本，把梗概改编成电影，同时将歌词交给刚入党不久的作曲家聂耳谱曲。
正在联华公司搞音乐的聂耳与田汉关系很好，是同志加朋友。他入党就是田汉介绍的。以前他俩常在一起合作创作歌曲，纵论国事。
然而，聂耳拿到田汉创作的歌词的时候，也听到了国民党特务要逮捕他的消息。上海地下党决定让聂耳出国暂避一段时间。出国启程的前夕，聂耳连夜突击拿出了曲谱。
正是由于音乐家的遭遇如同当时祖国的命运一样，聂耳谱的曲每一个音符都充满着强烈的战斗气氛，显得铿锵有力，激荡人心。曲中一开头连着三个“起来”，如同嘹亮的进军号角，把音调和人们的激情立即推向高潮。曲尾显得坚定有力，嘎然而止，给人以歌声并未结束，仍在耳边回荡的乐感。
1935年7月，田汉获释出狱的当天，正巧碰上电影《风云儿女》的首映式，《义勇军进行曲》也随之问世。
然而，该曲作者聂耳的身躯这时已被日本藤泽市秸沼海滨的波浪所吞没，他再也听不到这支催人奋进的进行曲了。《义勇军进行曲》成了聂耳的绝唱。他的灵魂和生命似乎全部溶化在这首曲子中了。
一二九运动后，《义勇军进行曲》很快传遍中国大地，鼓舞、激励着中华儿女走上抗日前线。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雷尔·爱泼斯坦在评价《义勇军进行曲》时说：“这种类型的歌曲只要听到一次就会终生难忘。它的急促而充满胜利信心的词句，像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作动员报告。”爱泼斯坦的感觉是非常确切的。
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座谈会上，徐悲鸿的建议刚一提出，马上得到周恩来的响应。周恩来发言说：“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很好。《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雄壮而豪迈，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合于演奏，也适合于大家演唱。用这首歌作国歌是合适的。”
清华大学建筑学家，被聘为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的梁思成教授在周恩来说完后，站起来发言说：“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我赞成。我想起了以前我在美国时，有一次上街，听见有人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我回头一看，原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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