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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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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打得冒高——河南话说叫“岗尖”一大盘,招招摇摇穿过大院端回家,所有的人都看见了,走过去都嗅见了,我认为是嗅到了心里头——这种“味道”也是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
但即使是这样吃,以那年头的物价水准,他们的钱也是远远花不尽的。然而母亲逝后,父亲有一天向我们兄妹交代“账目”:我家仅余一千余元。他把情况详细介绍说:“我就要给你们续娶母亲,有句俗话说——有了后娘就会有后爹。但现在我还不是后爹。把经济情况告诉你们,把余钱也大家分了……”他生恐自己“变心”,在“变心”之前把不变的原则交代清楚。
这样我才知道邯郸大姑家的祖母,大舅舅家的聚财大表哥,现在写着《二月河源》的大哥,是他的常年资助户。另有二姨家表姐吴爱明,大姑家大表哥是他临时困难资助户。这几个受资助的亲人,在1957年前我除了表姐吴爱明之外,都是影影绰绰的印象。知道有这个人,没有见过面。见过大哥(凌振祥)一面,但已没有了形容记忆。“爱明姐”的印象比较深,因为1953年我回昔阳,大人们忙他们的,多半时间是她带我玩,到垴垴上去看场院,走路拉着我的手“看崴了脚”,告诉我“你是城里人,不要欺负人家乡下人”。爱和我一块玩,这就行,印象深。对这位大哥,我的印象是他会拉胡琴,用玉茭秆做的“琴”也能弹出很好听的“叮咚”声,我当然没想到他有音乐天赋,十二年后,湖北艺术学院在河南招生,仅录取三名学生,他便忝居榜上,我更猜想不到他们日后会结为夫妻完全加入我的河南家庭,但我们从小就非常友善。
他们之间的邂逅也是颇有意思的。我的姑表大哥吕贵成是小学老师,振祥哥和爱明姐到他卧室玩,看到了墙上挂的父亲的照片,爱明姐说“哈!那是俺姨夫”,振祥哥说“那是俺屋屋(叔叔)”!大表哥哈哈一笑说“那是俺舅舅”——这样,他们才彻底“弄清关系”。
大表哥的父亲吕倜在河北,领导着他那个“系统”红色家族。振祥哥和爱明姐却是属于父亲统率的“河南系列”。
姑表兄吕贵成是小学教师,舅表兄马聚财务农,只是生活有点困难,父母对他们只是有些关照。吴爱明是孤女,但她有二姨夫照顾,继父对她也颇怜惜爱护,父母对她的照拂比表兄们多一点。我的印象,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我的大哥凌振祥。振祥哥说“叔叔对我的爱比对解放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他的感受,比较实际的情况是:父母的心公道,能设身处地为这些弱者想事情就是了。我常听父母在灯下议论。
父亲问:“振祥的钱寄了没?”
“寄了。”
“这个不能短。”
“知道。也给聚财寄了点。”
“爱明还有贵成,要想着点,写信问问。”
“信已经寄出了,还没有回信。”
这种场合很多了,但我不知道它的意义,认为和我没有关系,但事实上,这和我家的经济情况有关。
我始终有个感觉,父亲对伯父有一种负债的情结:没有伯父就没有凌尔文的今天。伯父是他的老师,引路人,亲爱无间的长兄。把他带进了人生新境界,而他自己却离开了人间……留下的这两个孩子,当然应该由自己全力照拂,按照当地**,我大哥是烈士遗孤,上学、生活应是国家全供,但父亲没有让哥哥接受这个待遇,而是完全由他自己负起了责任。
这是父亲百密一疏,或者说,由于他本心的过于善良,造成了错误。孔子讲“过犹不及”,人生本就如走钢丝,从右边掉下去和从左边摔下去结果是一样的。过于善良毛病就出在这个“过”字上,他忘记了社会学上一个重要的原则:形式有时比内容还重要——部队是打仗的,勇敢、能厮杀就可以,为什么还要走队列,甩正步,无端地夜里紧急集合?——非如此,任何一个部队都会被带垮!
倘使大哥享受烈士子弟生活费、学费以及诸类的政策,他就是全挂子标准的“烈士子弟”,连同政治待遇也是与之同步的。人们不记得他叔叔,就会更多的忆到他的父亲“曾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现在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家中还有一个富农老太婆(奶奶)和他同住,供养呢,又全由他远在河南的一个叔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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