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圣天子治下帝国的原始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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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无术，既做不了其他买卖，也读不了书，除了成立第二个白莲教，那些漕军甚么都干不了。”
“到头来，要么是寻海商的麻烦，要么是造了官府的反，总之他们是绝不会甘心就此被皇上的‘市场’所淘汰。”
“臣自知才疏学浅，因而实在不敢问津这等‘市场’生意。”
朱翊钧一时没有听懂朱翊镠的逻辑，
“裁汰漕运的是朕，他们为何反去寻海商的麻烦呢？”
朱翊镠回道，
“因为朝廷一旦放开海贸，在百姓眼里，给海船撑腰的就是洋人。”
“皇上要赚洋人的钱，自然只能让海船抢漕船的饭碗，而漕帮又打不过官府，倘或要不来救济，便只能去寻海船的麻烦了。”
“且据臣所知，漕帮之中，自有一套‘打码头’的传统，一套争夺饭碗的码头规矩，官府若是不管，他们就干脆闹出人命大案。”
“若以海运为例，倘或漕帮要找海商的麻烦，他们就会专程等在码头边，趁着海船即将启航或者归来卸载时分，冲上船去打杀抢掠。”
“如此豁出性命大闹一场之后，必定有海商在漕帮的打砸，和官衙官司敲诈的两面夹攻之下知难而退。”
“至于漕帮官司中的‘偿命者’，他们便采用抽签或抓阄之类的办法事先安排好。”
“一条性命换来数万人的饭碗和生计，这就是漕帮几百年来繁衍不息的道理。”
“这样的事反复发生几次，定然就会惊动皇上，到时，定然又会有科道官上疏，要求臣这等藩王宗亲，以及那等缙绅宦士不要‘与小民争利’。”
“依照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臣原是不缺海贸的这一份钱，可是那些海商不同啊。”
“臣往后一撤，顶不济就是回河南当王爷，而海商若是受不了官司，定然又会倒回去挂上洋旗。”
“既然怎么都要挂洋旗，臣还妄插一手得来作甚么呢？岂不是无端被小民笑话么？”
朱翊钧明白了，大明的市场逻辑不是经济逻辑，而是生存逻辑。
更直接一点儿说，是以生命搏取生存资源的竞争逻辑。
其根本规则，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比市场经济更硬的原始逻辑。
历史上的万历皇帝和大明帝国的官僚集团始终没有向海外跨出那至关重要的主动一步，就是因为这条原始逻辑始终潜伏在帝国的血脉中作祟。
对于朝廷而言，保住一群潜在劫匪的饭碗，显然是一件比投资回报周期较长的海外殖民项目更划算的事情。
因此无论是哪一位大明皇帝在位，不管是东林党还是阉党得势，权衡利弊之后给出的政策就只能是压缩海商权利，使得大明的“郑芝龙们”纷纷变成了“世界公民”。
如果说，在海商与贪官污吏的关系方面，洋旗所保护的只是大明法律原本应该承诺的国民待遇。
那么在海船与漕船的关系方面，洋旗和洋身份为“郑芝龙们”所支撑的就是欧美国家的公民待遇。
这种待遇是一种超出了中国臣民待遇的高级待遇，不但具有技术优势，还能为海商带来额外的业务和利润，真所谓锦上添花。
只是从大明皇帝的角度看来，这种超出惯例的保护不大公平，使得洋旗突然便具有了另一种颇具威胁的特权色彩。
而中国历朝历代的哪一位皇帝，除了晚清那种被洋人的大炮架到了国门口的极端情况，其余帝王，有哪一位能容忍一个威胁统治的不定因素存在于帝国的种种政策之中呢？
更何况海贸与海运在万历十六年的大明所有人看来，只是为了弥补朝廷财政而存在的非固定政策。
潞王殿下说得好，就是皇上现在立刻就想收上来个一万万两，分摊下去也不过是一个人出四两银子。
哪个皇帝会单单为了减轻小民负担，而毫不动摇地支持一个会威胁帝国统治的财政政策呢？
假设从这个角度计算开放国门的风险和收益，那也无怪乎晚明与晚清的皇帝没有一个赞成主动引进西方文明与科技了。
退一步说，倘或他朱翊钧不是一个了解近代史的现代人，不知道闭关锁国即将会为中国带来的恶劣影响，倘或他朱翊钧只是万历皇帝，他也绝不会赞成打开国门。
“小民哪里会笑话四弟呢？”
朱翊钧淡声道，
“四弟又没有自不量力，该被笑话的人是朕才是。”
朱翊镠赶忙“嗳”了一声，
“臣也只是给皇上提个醒，皇上想提携臣，给臣海贸的生意做，那是臣的福气。”
“臣拒绝了皇上，那是臣不识好歹，皇上不怪罪臣就已是万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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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无术，既做不了其他买卖，也读不了书，除了成立第二个白莲教，那些漕军甚么都干不了。”
“到头来，要么是寻海商的麻烦，要么是造了官府的反，总之他们是绝不会甘心就此被皇上的‘市场’所淘汰。”
“臣自知才疏学浅，因而实在不敢问津这等‘市场’生意。”
朱翊钧一时没有听懂朱翊镠的逻辑，
“裁汰漕运的是朕，他们为何反去寻海商的麻烦呢？”
朱翊镠回道，
“因为朝廷一旦放开海贸，在百姓眼里，给海船撑腰的就是洋人。”
“皇上要赚洋人的钱，自然只能让海船抢漕船的饭碗，而漕帮又打不过官府，倘或要不来救济，便只能去寻海船的麻烦了。”
“且据臣所知，漕帮之中，自有一套‘打码头’的传统，一套争夺饭碗的码头规矩，官府若是不管，他们就干脆闹出人命大案。”
“若以海运为例，倘或漕帮要找海商的麻烦，他们就会专程等在码头边，趁着海船即将启航或者归来卸载时分，冲上船去打杀抢掠。”
“如此豁出性命大闹一场之后，必定有海商在漕帮的打砸，和官衙官司敲诈的两面夹攻之下知难而退。”
“至于漕帮官司中的‘偿命者’，他们便采用抽签或抓阄之类的办法事先安排好。”
“一条性命换来数万人的饭碗和生计，这就是漕帮几百年来繁衍不息的道理。”
“这样的事反复发生几次，定然就会惊动皇上，到时，定然又会有科道官上疏，要求臣这等藩王宗亲，以及那等缙绅宦士不要‘与小民争利’。”
“依照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臣原是不缺海贸的这一份钱，可是那些海商不同啊。”
“臣往后一撤，顶不济就是回河南当王爷，而海商若是受不了官司，定然又会倒回去挂上洋旗。”
“既然怎么都要挂洋旗，臣还妄插一手得来作甚么呢？岂不是无端被小民笑话么？”
朱翊钧明白了，大明的市场逻辑不是经济逻辑，而是生存逻辑。
更直接一点儿说，是以生命搏取生存资源的竞争逻辑。
其根本规则，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比市场经济更硬的原始逻辑。
历史上的万历皇帝和大明帝国的官僚集团始终没有向海外跨出那至关重要的主动一步，就是因为这条原始逻辑始终潜伏在帝国的血脉中作祟。
对于朝廷而言，保住一群潜在劫匪的饭碗，显然是一件比投资回报周期较长的海外殖民项目更划算的事情。
因此无论是哪一位大明皇帝在位，不管是东林党还是阉党得势，权衡利弊之后给出的政策就只能是压缩海商权利，使得大明的“郑芝龙们”纷纷变成了“世界公民”。
如果说，在海商与贪官污吏的关系方面，洋旗所保护的只是大明法律原本应该承诺的国民待遇。
那么在海船与漕船的关系方面，洋旗和洋身份为“郑芝龙们”所支撑的就是欧美国家的公民待遇。
这种待遇是一种超出了中国臣民待遇的高级待遇，不但具有技术优势，还能为海商带来额外的业务和利润，真所谓锦上添花。
只是从大明皇帝的角度看来，这种超出惯例的保护不大公平，使得洋旗突然便具有了另一种颇具威胁的特权色彩。
而中国历朝历代的哪一位皇帝，除了晚清那种被洋人的大炮架到了国门口的极端情况，其余帝王，有哪一位能容忍一个威胁统治的不定因素存在于帝国的种种政策之中呢？
更何况海贸与海运在万历十六年的大明所有人看来，只是为了弥补朝廷财政而存在的非固定政策。
潞王殿下说得好，就是皇上现在立刻就想收上来个一万万两，分摊下去也不过是一个人出四两银子。
哪个皇帝会单单为了减轻小民负担，而毫不动摇地支持一个会威胁帝国统治的财政政策呢？
假设从这个角度计算开放国门的风险和收益，那也无怪乎晚明与晚清的皇帝没有一个赞成主动引进西方文明与科技了。
退一步说，倘或他朱翊钧不是一个了解近代史的现代人，不知道闭关锁国即将会为中国带来的恶劣影响，倘或他朱翊钧只是万历皇帝，他也绝不会赞成打开国门。
“小民哪里会笑话四弟呢？”
朱翊钧淡声道，
“四弟又没有自不量力，该被笑话的人是朕才是。”
朱翊镠赶忙“嗳”了一声，
“臣也只是给皇上提个醒，皇上想提携臣，给臣海贸的生意做，那是臣的福气。”
“臣拒绝了皇上，那是臣不识好歹，皇上不怪罪臣就已是万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