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章 轮船招商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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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的道理。
王伟也比崇祯时期的周奎认得清形势，眼见皇帝垂问关心，忙站起身行礼道，
“不必，不必，方才来时，臣已然吃过茶了，何况这杨梅是南方贡品，价值不菲，臣不敢耗费。”
朱翊钧收回了手，笑道，
“苏东坡尝云，‘闽广荔枝何物可对？或对西凉葡萄，未若吴越杨梅也’，此乃文人雅趣，岳丈不必过于矜持拘谨。”
“再说，只要能顺利开了海运，这杨梅往后便也不再有那么金贵，岳丈现时即便多吃上几颗，要按长远来算，也不算甚么了不起的奢侈。”
这句话是朱翊钧根据他在现代的生活经验说出来的。
在他的构想里，“海运”就近似于现代发达的铁路系统，能最大限度地减轻百姓对于“物流运送”的徭役负担。
而这句话到了古代人王伟耳朵里，却不亚于千钧重担，让人无法拒绝那九五至尊的“恩重如山”。
王伟只得应道，
“是，是，皇上说得是。”
朱翊钧又道，
“只是朕方才听岳丈念那买扑之人的名单，怎么一溜全是勋戚，连一个涉足海贸生意的普通商人都没有呢？”
王伟一听就跪下了，
“勋戚富贵满盈，旱涝保收，故而手头才有闲钱资商海运，那些普通商人魄力甚弱，且胆小怕事，自然无从参与其中。”
朱翊钧原看了一上午的文移，又翻查了一下午的《永乐大典》，阅览成祖年间的造船史料，后又一路乘辇至坤宁宫中，不曾稍歇。
夏日的晚风吹得他的嘴皮有些干皴，此刻见王伟当头一跪，那唇齿间便生出少许滞涩的粘腻来，
“果真如此吗？”
朱翊钧问了这一句，舌头缩在微微颤抖的牙根肉儿的后头，自行舔舐着那发干的龈腭，
“你们不是一直同朕说‘商人唯利是图’，怎么今日之利近在眼前，海商们反倒退避三舍了呢？”
王伟的脑门上立时便沁出了许多汗来。
郑国泰见状，忙也跟着跪了下去，回道，
“皇上明鉴，自古官尊商卑，上下隔阂，官视商为鱼肉，商畏官为虎狼，皇上虽有匀利之意，然商贾本无远识，求利极奢，可以图成，难与谋始。”
“再者，大明官商久不联络，据臣所见，各行商贾对官府中人往往敬而远之，何况南方海商原本就自成一体，如何能与我等勋戚筹谋国计？”
朱翊钧顿时发现自己在之前规划海漕买扑的主意时，遗漏了一个容易被现代人忽视的关键点。
晚明到底还是封建社会，能与官府进行交往的商人毕竟为少数。
南方海商即使在朝中能获得相当一部分的政治资源，也是源于“宗族”关系的衍生，这种政治资源只能作为民间商贾的庇护，而不能自行转化成商业资本。
像晋商八大家这样能与满清上层达成深层合作的皇商，也是范明等人在后金还未崛起前，通过两代人长时间经营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晋商与后金不只是经济伙伴，更是政治联盟。
而这种政治关系下的经济合作，在企业资本结构决定企业控制权和利益分配权力的基本原则下，几乎是难以复制的。
如果一个企业的控制权设置是通过“皇帝”的行政手段实现的，而不取决于资本结构中的资本比重，那么这种形式的企业控制权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匹配关系实则并不吻合。
而一旦企业的控制权和资本结构服从于“明廷”这个政府，而不是商业利益本身，那么企业的内在机理必定将出现扭曲与变异。
尤其以晚明现实的营商环境而言，无论是“皇帝”还是“明廷”，商业资本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监督或给行政力量加以严格的限定与约束。
因此这种制度框架下产生的官商合作关系，则势必不被商人所看好。
只有已然在封建体制下同时获得实际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的皇亲贵戚，才勉强能有这个能力加入“皇帝”由行政手段所主导的海商贸易中。
这不是仅由朱翊钧一人“宽容开明”而能改变的，这是体制的力量，明朝如此，清朝亦是如此。
换句话说，如果范明是在努尔哈赤称帝后再去的独石口，他根本就不可能结识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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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的道理。
王伟也比崇祯时期的周奎认得清形势，眼见皇帝垂问关心，忙站起身行礼道，
“不必，不必，方才来时，臣已然吃过茶了，何况这杨梅是南方贡品，价值不菲，臣不敢耗费。”
朱翊钧收回了手，笑道，
“苏东坡尝云，‘闽广荔枝何物可对？或对西凉葡萄，未若吴越杨梅也’，此乃文人雅趣，岳丈不必过于矜持拘谨。”
“再说，只要能顺利开了海运，这杨梅往后便也不再有那么金贵，岳丈现时即便多吃上几颗，要按长远来算，也不算甚么了不起的奢侈。”
这句话是朱翊钧根据他在现代的生活经验说出来的。
在他的构想里，“海运”就近似于现代发达的铁路系统，能最大限度地减轻百姓对于“物流运送”的徭役负担。
而这句话到了古代人王伟耳朵里，却不亚于千钧重担，让人无法拒绝那九五至尊的“恩重如山”。
王伟只得应道，
“是，是，皇上说得是。”
朱翊钧又道，
“只是朕方才听岳丈念那买扑之人的名单，怎么一溜全是勋戚，连一个涉足海贸生意的普通商人都没有呢？”
王伟一听就跪下了，
“勋戚富贵满盈，旱涝保收，故而手头才有闲钱资商海运，那些普通商人魄力甚弱，且胆小怕事，自然无从参与其中。”
朱翊钧原看了一上午的文移，又翻查了一下午的《永乐大典》，阅览成祖年间的造船史料，后又一路乘辇至坤宁宫中，不曾稍歇。
夏日的晚风吹得他的嘴皮有些干皴，此刻见王伟当头一跪，那唇齿间便生出少许滞涩的粘腻来，
“果真如此吗？”
朱翊钧问了这一句，舌头缩在微微颤抖的牙根肉儿的后头，自行舔舐着那发干的龈腭，
“你们不是一直同朕说‘商人唯利是图’，怎么今日之利近在眼前，海商们反倒退避三舍了呢？”
王伟的脑门上立时便沁出了许多汗来。
郑国泰见状，忙也跟着跪了下去，回道，
“皇上明鉴，自古官尊商卑，上下隔阂，官视商为鱼肉，商畏官为虎狼，皇上虽有匀利之意，然商贾本无远识，求利极奢，可以图成，难与谋始。”
“再者，大明官商久不联络，据臣所见，各行商贾对官府中人往往敬而远之，何况南方海商原本就自成一体，如何能与我等勋戚筹谋国计？”
朱翊钧顿时发现自己在之前规划海漕买扑的主意时，遗漏了一个容易被现代人忽视的关键点。
晚明到底还是封建社会，能与官府进行交往的商人毕竟为少数。
南方海商即使在朝中能获得相当一部分的政治资源，也是源于“宗族”关系的衍生，这种政治资源只能作为民间商贾的庇护，而不能自行转化成商业资本。
像晋商八大家这样能与满清上层达成深层合作的皇商，也是范明等人在后金还未崛起前，通过两代人长时间经营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晋商与后金不只是经济伙伴，更是政治联盟。
而这种政治关系下的经济合作，在企业资本结构决定企业控制权和利益分配权力的基本原则下，几乎是难以复制的。
如果一个企业的控制权设置是通过“皇帝”的行政手段实现的，而不取决于资本结构中的资本比重，那么这种形式的企业控制权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匹配关系实则并不吻合。
而一旦企业的控制权和资本结构服从于“明廷”这个政府，而不是商业利益本身，那么企业的内在机理必定将出现扭曲与变异。
尤其以晚明现实的营商环境而言，无论是“皇帝”还是“明廷”，商业资本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监督或给行政力量加以严格的限定与约束。
因此这种制度框架下产生的官商合作关系，则势必不被商人所看好。
只有已然在封建体制下同时获得实际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的皇亲贵戚，才勉强能有这个能力加入“皇帝”由行政手段所主导的海商贸易中。
这不是仅由朱翊钧一人“宽容开明”而能改变的，这是体制的力量，明朝如此，清朝亦是如此。
换句话说，如果范明是在努尔哈赤称帝后再去的独石口，他根本就不可能结识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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