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门使团”北上始末
『如果章节错误，点此举报』
第(1/3)页
1949年春节刚过，国民党政府策动京沪一带的教育界领袖和社会贤达，组成两个“人民代表团”前往北平及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试图利用他们的社会声望敲开“谋和”之门。2月13日，“使团”的秘密北上开启了国共两党历史的又一轮“和平谈判”……
蒋介石于1月21日发表了“引退公告”，宣布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
1月22日，李宗仁发表文告，宣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1月25日，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谈话，指出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钟天心五人为和平谈判代表。“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积极进行“谋和”活动。同时，电邀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等民主党派首领，共同策进“和平运动”。他摆出开明姿态，一方面下令“释放政治犯”，“恢复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启封停刊报纸”；另一方面派人去上海访晤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等人，争取他们的好感，想制造舆论，阻止共产党向长江以南进军，达至“划江而治”的目的。他幻想着“只要东南半壁江山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组织民主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一直把桂系与蒋介石集团加以区别，此时更有意争取桂系反蒋。所以，也多方面表达了与桂系首脑接触的愿望。
1月20日，中央复电在香港的中共驻港工作人员潘汉年，请潘答复前来香港与中共商洽和谈的黄绍竑：“（一）中共对时局的态度已见毛主席十四日声明，任何方面均可照此声明去做。（二）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白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三）如白欲派代表与刘、邓联络，可到郑州市政府接洽。”
在南京政府决定派出和谈代表团后，白崇禧派华中“剿总”参议刘仲容到上海与中共上海党组织联系，毛泽东批示：“望要刘仲容即去告李、白绝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方配合解决蒋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蒋系有所区别。”这份电报，是以周恩来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名义发出的。
1月22日，新华社将即将发表的《评南京政府伪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内阁阁员》新闻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新闻稿做了重要修改，修改后的新闻稿写道“李宗仁及其何应钦内阁，今后究竟是确实地接受并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实现人民所需要的和平，并借此使他们自己获得悔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呢？还是假借所谓‘合理的，公平的，全面的和平’的名义，求得保存反革命势力，并掩护其继续战争呢？证明这一点的时机已日益迫近，只待举行和平谈判就可以见分晓。”
而恰恰在22日这一天，李宗仁发表文告，宣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决定派五人和谈代表。同时，实际推动和谈展开，他还于同一天约见桂系立法委员黄启汉和刘仲华。他向黄、刘表示：“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因此，要趁着北平和平解放，去见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求和诚意”，要求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他还写了一封信给李济深，希望李从旁协助。
1月23日，黄启汉、刘仲华到达北平，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表示：国民党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叶剑英设宴招待他们，指出国民党挑起内战以及进攻解放区和三大战役以后的形势，并答应将其谈话内容转陈中央。
29日上午，黄启汉（刘仲华暂留北平）搭乘国民党最后一架撤离北平的飞机回南京面见李宗仁，汇报了北平之行的详细内容，李高兴地说：“总算很快就搭上了关系。”并要黄启汉陪同上海和平代表团去北平，担任联络工作。
在黄启汉还没有返回南京之前，1月27日，李宗仁即致电毛泽东，言称：“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均可以谈判中商讨决定。”随后，李宗仁为试探中共对谋和的反应，策动京沪一带的教育界领袖和社会贤达名流，组成“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由南京人民和平促进会组成），成员有邱致中、吴裕后、曾资生、邓季雨、宋国枢、夏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诺等。
2月6日至11日，该代表团以私人资格来到北平。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不过是被蒋介石查封的“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的成员，知名度并不高。中共北平市委的接待人员将代表团送到六国饭店。晚上还设宴款待，叶剑英主持了宴会。代表们对此深感满意。
第二天，根据中共安排，代表团成员在饭店里写各自的意见。8日，双方整日进行分别谈话。邱致中等在书面意见中强调：李宗仁求和心切，中共可利用李蒋矛盾，则兵不血刃即可获得十省左右之土地及非蒋系的军队。待联合政府成立，明令讨伐蒋系军队及其占据之三五省，必定所向披靡。
但是，代表团成员明显对共产党及其革命到底的决心缺乏了解。吴裕后等在谈话中提出：若和谈不成，国民党内开明分子愿以长江为界实行分治，贵党用武力击败国民党，则国家仅有之建设基础势必全部被毁，加重贵党建国之困难。而代表团提出的所谓“和平谈判纲领”甚至主张：政治协商会议应由国共两党及中间党派、民意机关、人民团体和社会领袖六方各出六人组成；联合政府亦应由上述六方共同组成，主席应由社会领袖担任，副主席由国共各派一人担任。
综合8日代表团成员的谈话及书面意见，彭真与叶剑英两人9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说，代表们的基本要求是：第一，主张利用蒋李矛盾；第二，另立新政府，不如通过和谈接收旧政府，便利控制全国和得到国际承认；第三，和谈成功，至少西到宜昌，东到上海，都可解放，蒋介石只剩下台、赣、闽、粤四省，容易解决；第四，和谈策略应注意轻重缓急。我们只表示了善意的欢迎，均未表态。
对此，中共中央复电强调：“代表们……是真正代表美国和桂系的意见，在这些方面你们不要表示态度。但你们可向与桂系有关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后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叶剑英通过电话向代表团转达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态度。
11日“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返回南京。14日，李宗仁再次派出“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接踵而至。
关于“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组成，国民党政府及李宗仁在人员选择上颇费心机。1949年1月31日，李宗仁偕邵力子到上海，对上海贤达一一拜访，希望他们能以私人资格去北平，作为政府与中共之间的协调人。
经过缜密筛选，几位在上海滩声望高、在国民政府中资历深的人士走进李宗仁的视野。颜惠庆，曾任北洋政府外务部次长，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国务总理并摄行大总统职权等职。李宗仁决定让他出任代表团团长。
章士钊，清代秀才，湖南长沙人，是一位有声望的教育界人士。
江庸，名贯申城的大律师。辛亥革命后，曾任南北议和随员，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北京政府司法部次长，司法部总长，修订法律馆总裁，北京政法大学校长等职务。1948年7月任司法部大法官。
银行家陈光甫，拥有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的无数个“第一”，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共产党试图与陈光甫建立联系，希望能通过与之交谈把握经济方面的建设思路。李宗仁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将陈列入代表团人选
(本章未完,请翻页)
第(1/3)页
1949年春节刚过，国民党政府策动京沪一带的教育界领袖和社会贤达，组成两个“人民代表团”前往北平及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试图利用他们的社会声望敲开“谋和”之门。2月13日，“使团”的秘密北上开启了国共两党历史的又一轮“和平谈判”……
蒋介石于1月21日发表了“引退公告”，宣布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
1月22日，李宗仁发表文告，宣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1月25日，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谈话，指出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钟天心五人为和平谈判代表。“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积极进行“谋和”活动。同时，电邀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等民主党派首领，共同策进“和平运动”。他摆出开明姿态，一方面下令“释放政治犯”，“恢复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启封停刊报纸”；另一方面派人去上海访晤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等人，争取他们的好感，想制造舆论，阻止共产党向长江以南进军，达至“划江而治”的目的。他幻想着“只要东南半壁江山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组织民主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一直把桂系与蒋介石集团加以区别，此时更有意争取桂系反蒋。所以，也多方面表达了与桂系首脑接触的愿望。
1月20日，中央复电在香港的中共驻港工作人员潘汉年，请潘答复前来香港与中共商洽和谈的黄绍竑：“（一）中共对时局的态度已见毛主席十四日声明，任何方面均可照此声明去做。（二）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白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三）如白欲派代表与刘、邓联络，可到郑州市政府接洽。”
在南京政府决定派出和谈代表团后，白崇禧派华中“剿总”参议刘仲容到上海与中共上海党组织联系，毛泽东批示：“望要刘仲容即去告李、白绝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方配合解决蒋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蒋系有所区别。”这份电报，是以周恩来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名义发出的。
1月22日，新华社将即将发表的《评南京政府伪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内阁阁员》新闻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新闻稿做了重要修改，修改后的新闻稿写道“李宗仁及其何应钦内阁，今后究竟是确实地接受并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实现人民所需要的和平，并借此使他们自己获得悔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呢？还是假借所谓‘合理的，公平的，全面的和平’的名义，求得保存反革命势力，并掩护其继续战争呢？证明这一点的时机已日益迫近，只待举行和平谈判就可以见分晓。”
而恰恰在22日这一天，李宗仁发表文告，宣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决定派五人和谈代表。同时，实际推动和谈展开，他还于同一天约见桂系立法委员黄启汉和刘仲华。他向黄、刘表示：“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因此，要趁着北平和平解放，去见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求和诚意”，要求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他还写了一封信给李济深，希望李从旁协助。
1月23日，黄启汉、刘仲华到达北平，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表示：国民党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叶剑英设宴招待他们，指出国民党挑起内战以及进攻解放区和三大战役以后的形势，并答应将其谈话内容转陈中央。
29日上午，黄启汉（刘仲华暂留北平）搭乘国民党最后一架撤离北平的飞机回南京面见李宗仁，汇报了北平之行的详细内容，李高兴地说：“总算很快就搭上了关系。”并要黄启汉陪同上海和平代表团去北平，担任联络工作。
在黄启汉还没有返回南京之前，1月27日，李宗仁即致电毛泽东，言称：“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均可以谈判中商讨决定。”随后，李宗仁为试探中共对谋和的反应，策动京沪一带的教育界领袖和社会贤达名流，组成“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由南京人民和平促进会组成），成员有邱致中、吴裕后、曾资生、邓季雨、宋国枢、夏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诺等。
2月6日至11日，该代表团以私人资格来到北平。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不过是被蒋介石查封的“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的成员，知名度并不高。中共北平市委的接待人员将代表团送到六国饭店。晚上还设宴款待，叶剑英主持了宴会。代表们对此深感满意。
第二天，根据中共安排，代表团成员在饭店里写各自的意见。8日，双方整日进行分别谈话。邱致中等在书面意见中强调：李宗仁求和心切，中共可利用李蒋矛盾，则兵不血刃即可获得十省左右之土地及非蒋系的军队。待联合政府成立，明令讨伐蒋系军队及其占据之三五省，必定所向披靡。
但是，代表团成员明显对共产党及其革命到底的决心缺乏了解。吴裕后等在谈话中提出：若和谈不成，国民党内开明分子愿以长江为界实行分治，贵党用武力击败国民党，则国家仅有之建设基础势必全部被毁，加重贵党建国之困难。而代表团提出的所谓“和平谈判纲领”甚至主张：政治协商会议应由国共两党及中间党派、民意机关、人民团体和社会领袖六方各出六人组成；联合政府亦应由上述六方共同组成，主席应由社会领袖担任，副主席由国共各派一人担任。
综合8日代表团成员的谈话及书面意见，彭真与叶剑英两人9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说，代表们的基本要求是：第一，主张利用蒋李矛盾；第二，另立新政府，不如通过和谈接收旧政府，便利控制全国和得到国际承认；第三，和谈成功，至少西到宜昌，东到上海，都可解放，蒋介石只剩下台、赣、闽、粤四省，容易解决；第四，和谈策略应注意轻重缓急。我们只表示了善意的欢迎，均未表态。
对此，中共中央复电强调：“代表们……是真正代表美国和桂系的意见，在这些方面你们不要表示态度。但你们可向与桂系有关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后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叶剑英通过电话向代表团转达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态度。
11日“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返回南京。14日，李宗仁再次派出“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接踵而至。
关于“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组成，国民党政府及李宗仁在人员选择上颇费心机。1949年1月31日，李宗仁偕邵力子到上海，对上海贤达一一拜访，希望他们能以私人资格去北平，作为政府与中共之间的协调人。
经过缜密筛选，几位在上海滩声望高、在国民政府中资历深的人士走进李宗仁的视野。颜惠庆，曾任北洋政府外务部次长，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国务总理并摄行大总统职权等职。李宗仁决定让他出任代表团团长。
章士钊，清代秀才，湖南长沙人，是一位有声望的教育界人士。
江庸，名贯申城的大律师。辛亥革命后，曾任南北议和随员，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北京政府司法部次长，司法部总长，修订法律馆总裁，北京政法大学校长等职务。1948年7月任司法部大法官。
银行家陈光甫，拥有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的无数个“第一”，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共产党试图与陈光甫建立联系，希望能通过与之交谈把握经济方面的建设思路。李宗仁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将陈列入代表团人选
(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