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门使团”北上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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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李宗仁派代表刘仲华带他的亲笔信到上海面见陈光甫，刘仲华刚到上海，就被紧急召回南京，所以信由章士钊转交。29日是传统的春节，30日，李宗仁再次派亲信甘介侯带他的亲笔信到上海，动员陈光甫。31日，李宗仁亲自到上海，在中国银行召见了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陈光甫等20多位各界社会名流，说此计划中的代表团是“和平攻势”的一部分，目的是向国际社会证明他对于和平的诚意与渴望，从而赢得同情和支持，这个使团可以称“敲门使团”。陈光甫没有同意，他在日记中对此有详细记载：
我试图拒绝。我的理由是，我是银行家，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在政府和共产党人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我曾两次被作为工具去华盛顿为政府寻求财政援助；我通常被认为是亲美分子。当代总统自南京飞沪，作短暂的然而是戏剧性的访问时，我提出了上述理由。2月1日上午10时，我被召到中国银行大楼。我向代总统解释：我不是寻求和平的适当人选，在代表团中有我的名字可能使共产党人感到刺眼；我认为张元济、侯德榜、卢作孚将是更为合适的人选。但是，代总统不听我的陈述，并且说，我应该去。
经过再三慎重考虑，陈光甫最终还是决定不参加这个代表团。2月3日，他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表示：“惟兹事体大，涵义微妙，人选如何，实成败所系。弟一生从事商业银行，与英美关系较深，且曾厕身立法委员，如滥竽其中，转授对方藉口之柄，将恐有碍进行。”2月6日，李宗仁宣布代表团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及沪江大学校长凌宪初、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侯德榜等六人组成。但李宗仁很快从北平方面获悉，中共对陈光甫不参加代表团“有点儿失望”。2月8日，李再次飞到上海，一是再次动员陈光甫，同时讨论上海的经济问题。一到上海，李宗仁即在黄绍竑寓所召见了陈光甫、钱新之、张公权等上海资本家并一起吃午饭。陈光甫在日记中说：
我参加和平代表团去北平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在我们互相问候之后，代总统立即重新提出他的要求。他说，他在北平的代表送来消息，由于我不去北平，共产党人有点儿失望。因此，代总统要求我根据这一情况重新考虑。我很为难。但是，我告诉李代总统，我真正看不出改变我的决定的理由。他是个好人，不想过分勉强我。
当天下午，陈光甫到颜惠庆家参加会议，讨论去北平的和平代表团可以做些什么。章士钊将他拉到另一房间，说自己收到北平的电报，共产党人渴望他参加代表团。陈再次说明：上海财政形势如此严重，如果我参加代表团，共产党人无非希望从我身上取得如何使上海经济成功运转的主意。事情到了这一步，眼前已没有解决的办法，我的意见是只有依靠美国的援助，说得更明确些，我们必须有美元。过去两年，我们大概得到15亿美元的援助，上海乃至中国才得以存在。由于赤色分子不断地攻击“美帝国主义”，我无法想象，我如何能与他们谈话，这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影响。在我与共产党人之间缺乏走到一起并进行讨论的共同基础。陈光甫在后来的日记中提及决定不去的原因：还是主要出于为个人考虑，他称“自己不是一个年轻人，退休计划早已酝酿。想过一种退休生活，实现自己的个人自由”。实际上，他对陌生的共产党充满了恐惧，担忧可能失去他说的这种“个人自由”，尽管经过李宗仁及其他人的一再劝说，陈光甫还是拒绝参加“上海人民代表团”，回避任何和共产党人见面的机会，李宗仁不得不放弃。
最初确定的凌宪初、欧元怀、侯德榜因为各种原因也不愿前往。2月8日，李宗仁再次赶到上海。最终决定：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名义北上，邵力子则以私人身份前往。
李宗仁所以请邵力子负此使命，是因为邵老曾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其后又仆仆风尘于宁沪之间，为延揽“第三方面”人士出力，深信邵老此行，可收驾轻就熟之效。
选定这四位人物，李宗仁可谓处心积虑。其理由一是社会地位高；二是在某一领域内资历深，或是外交家，或是法学界老前辈，或是教育界前辈，都是有名望的社会活动家；三是这些人中或多或少都有和平愿望。
2月13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终于成行。四位平均70岁高龄的老人在历史重要关头担负起了所谓的“和平”重任。
2月13日上午4时，一架中央航空公司的C-47型民航飞机载着“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从上海龙华机场起飞前往北平。除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外，随同前往北平的有李宗仁的联络工作者黄启汉、刘仲华，四老的秘书龚安庆、傅树苍、潘伯鹰、张丰胄，还有负责联系南北通航的电影明星、地下党员金山以及中航公司电信科长顾乐树与技师雷仲仁等19人。当飞到青岛时，停下加油，才发现飞机的左翼坏了，如果不是为加油停下，一定会出危险。这时在青岛与北平方面联系时，中共才获悉除四位代表外，还有十余人。中共方面要求先列出名单给北平，方能起飞前往。等一切办妥后，于次日下午4时半到达北平，住在六国饭店。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对“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接待活动，既把他们当作谈判对手，同时又把他们作为争取、教育的对象和朋友，并力图通过这些人争取更多的人走过来，同蒋介石决裂。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达北平，董必武就急着见邵力子，一见面就久久紧握他的手，异常激动地说：感谢你在去年春援助我们8万斤白面，帮我们度过了难关。邵力子马上接口说：应该，应该，我虽己不是共产党员了，但我还是很想为党的事业做点事，只可惜做得太少了。原来，1948年3月，董必武派人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到上海找邵力子，是想托他设法搞几万斤白面到解放区。但当时的国统区，大米白面已成为禁运品，车船装运，均需持有粮食部签发的运粮证，如被查出是私运，则严厉惩办。邵力子考虑片刻，便给粮食部的徐恭打了电话，让徐恭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开出一张8万斤的运粮证，并通过水路发往天津，再转运到华北解放区。为此，董必武非常感激邵力子的友好帮助。
2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叶剑英，明确了对“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方针和原则：“邵力子等到平后，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谈话以叶剑英负主责。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四人都应和他们见面。”“如他们愿意和北平民主人士谈话，你们应允许和介绍。”“傅作义、邓宝珊和他们见面，应允许。如他们想单独谈，不愿我们的人参加，我们亦可不参加。”“如他们要求到石家庄和中央的人见面商谈，你们应允许转达中央请示。”
2月15日，叶剑英到六国饭店会见并宴请“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进行了友好谈话。出席宴会的还有董必武、林彪、罗荣桓、薄一波等人。寒暄之后，颜惠庆首先表示：“我们四人合起来有300岁了，我还有心脏病，本来不适宜坐飞机的，但是还是带着医生来了。此次来北平是个人来的，不是当什么代表，是希望全国和平统一，这样对内对外均好。三位很客气，都说只是代表个人，其实都是代表人民的，来此也是李（宗仁）先生请求的，因为李先生要和平，煞费苦心，处境困难。当代表团提出想以对等身份实行国共两党南北议和时，叶剑英坦率指出：实现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基本上有两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和北平方式。从中共的愿望讲希望北平方式，但这取决于国民党是否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希望李宗仁认清形势，按照八条，同蒋介石真正决裂。
黄启汉转达了李宗仁的六条意见：（一）决心推动全面和谈，如遇少数人反对，则准备在政治上军事上尽力对付；（二）绝不依靠外援打内战，一旦和谈开始，他愿就此发表公开声明；（三）以毛先生之八项条件为基础，绝对不成问题，只是第一项战犯问题，希望由新政府去做，因目前要做极为困难；（四）希望中共首先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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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李宗仁派代表刘仲华带他的亲笔信到上海面见陈光甫，刘仲华刚到上海，就被紧急召回南京，所以信由章士钊转交。29日是传统的春节，30日，李宗仁再次派亲信甘介侯带他的亲笔信到上海，动员陈光甫。31日，李宗仁亲自到上海，在中国银行召见了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陈光甫等20多位各界社会名流，说此计划中的代表团是“和平攻势”的一部分，目的是向国际社会证明他对于和平的诚意与渴望，从而赢得同情和支持，这个使团可以称“敲门使团”。陈光甫没有同意，他在日记中对此有详细记载：
我试图拒绝。我的理由是，我是银行家，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在政府和共产党人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我曾两次被作为工具去华盛顿为政府寻求财政援助；我通常被认为是亲美分子。当代总统自南京飞沪，作短暂的然而是戏剧性的访问时，我提出了上述理由。2月1日上午10时，我被召到中国银行大楼。我向代总统解释：我不是寻求和平的适当人选，在代表团中有我的名字可能使共产党人感到刺眼；我认为张元济、侯德榜、卢作孚将是更为合适的人选。但是，代总统不听我的陈述，并且说，我应该去。
经过再三慎重考虑，陈光甫最终还是决定不参加这个代表团。2月3日，他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表示：“惟兹事体大，涵义微妙，人选如何，实成败所系。弟一生从事商业银行，与英美关系较深，且曾厕身立法委员，如滥竽其中，转授对方藉口之柄，将恐有碍进行。”2月6日，李宗仁宣布代表团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及沪江大学校长凌宪初、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侯德榜等六人组成。但李宗仁很快从北平方面获悉，中共对陈光甫不参加代表团“有点儿失望”。2月8日，李再次飞到上海，一是再次动员陈光甫，同时讨论上海的经济问题。一到上海，李宗仁即在黄绍竑寓所召见了陈光甫、钱新之、张公权等上海资本家并一起吃午饭。陈光甫在日记中说：
我参加和平代表团去北平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在我们互相问候之后，代总统立即重新提出他的要求。他说，他在北平的代表送来消息，由于我不去北平，共产党人有点儿失望。因此，代总统要求我根据这一情况重新考虑。我很为难。但是，我告诉李代总统，我真正看不出改变我的决定的理由。他是个好人，不想过分勉强我。
当天下午，陈光甫到颜惠庆家参加会议，讨论去北平的和平代表团可以做些什么。章士钊将他拉到另一房间，说自己收到北平的电报，共产党人渴望他参加代表团。陈再次说明：上海财政形势如此严重，如果我参加代表团，共产党人无非希望从我身上取得如何使上海经济成功运转的主意。事情到了这一步，眼前已没有解决的办法，我的意见是只有依靠美国的援助，说得更明确些，我们必须有美元。过去两年，我们大概得到15亿美元的援助，上海乃至中国才得以存在。由于赤色分子不断地攻击“美帝国主义”，我无法想象，我如何能与他们谈话，这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影响。在我与共产党人之间缺乏走到一起并进行讨论的共同基础。陈光甫在后来的日记中提及决定不去的原因：还是主要出于为个人考虑，他称“自己不是一个年轻人，退休计划早已酝酿。想过一种退休生活，实现自己的个人自由”。实际上，他对陌生的共产党充满了恐惧，担忧可能失去他说的这种“个人自由”，尽管经过李宗仁及其他人的一再劝说，陈光甫还是拒绝参加“上海人民代表团”，回避任何和共产党人见面的机会，李宗仁不得不放弃。
最初确定的凌宪初、欧元怀、侯德榜因为各种原因也不愿前往。2月8日，李宗仁再次赶到上海。最终决定：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名义北上，邵力子则以私人身份前往。
李宗仁所以请邵力子负此使命，是因为邵老曾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其后又仆仆风尘于宁沪之间，为延揽“第三方面”人士出力，深信邵老此行，可收驾轻就熟之效。
选定这四位人物，李宗仁可谓处心积虑。其理由一是社会地位高；二是在某一领域内资历深，或是外交家，或是法学界老前辈，或是教育界前辈，都是有名望的社会活动家；三是这些人中或多或少都有和平愿望。
2月13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终于成行。四位平均70岁高龄的老人在历史重要关头担负起了所谓的“和平”重任。
2月13日上午4时，一架中央航空公司的C-47型民航飞机载着“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从上海龙华机场起飞前往北平。除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外，随同前往北平的有李宗仁的联络工作者黄启汉、刘仲华，四老的秘书龚安庆、傅树苍、潘伯鹰、张丰胄，还有负责联系南北通航的电影明星、地下党员金山以及中航公司电信科长顾乐树与技师雷仲仁等19人。当飞到青岛时，停下加油，才发现飞机的左翼坏了，如果不是为加油停下，一定会出危险。这时在青岛与北平方面联系时，中共才获悉除四位代表外，还有十余人。中共方面要求先列出名单给北平，方能起飞前往。等一切办妥后，于次日下午4时半到达北平，住在六国饭店。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对“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接待活动，既把他们当作谈判对手，同时又把他们作为争取、教育的对象和朋友，并力图通过这些人争取更多的人走过来，同蒋介石决裂。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达北平，董必武就急着见邵力子，一见面就久久紧握他的手，异常激动地说：感谢你在去年春援助我们8万斤白面，帮我们度过了难关。邵力子马上接口说：应该，应该，我虽己不是共产党员了，但我还是很想为党的事业做点事，只可惜做得太少了。原来，1948年3月，董必武派人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到上海找邵力子，是想托他设法搞几万斤白面到解放区。但当时的国统区，大米白面已成为禁运品，车船装运，均需持有粮食部签发的运粮证，如被查出是私运，则严厉惩办。邵力子考虑片刻，便给粮食部的徐恭打了电话，让徐恭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开出一张8万斤的运粮证，并通过水路发往天津，再转运到华北解放区。为此，董必武非常感激邵力子的友好帮助。
2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叶剑英，明确了对“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方针和原则：“邵力子等到平后，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谈话以叶剑英负主责。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四人都应和他们见面。”“如他们愿意和北平民主人士谈话，你们应允许和介绍。”“傅作义、邓宝珊和他们见面，应允许。如他们想单独谈，不愿我们的人参加，我们亦可不参加。”“如他们要求到石家庄和中央的人见面商谈，你们应允许转达中央请示。”
2月15日，叶剑英到六国饭店会见并宴请“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进行了友好谈话。出席宴会的还有董必武、林彪、罗荣桓、薄一波等人。寒暄之后，颜惠庆首先表示：“我们四人合起来有300岁了，我还有心脏病，本来不适宜坐飞机的，但是还是带着医生来了。此次来北平是个人来的，不是当什么代表，是希望全国和平统一，这样对内对外均好。三位很客气，都说只是代表个人，其实都是代表人民的，来此也是李（宗仁）先生请求的，因为李先生要和平，煞费苦心，处境困难。当代表团提出想以对等身份实行国共两党南北议和时，叶剑英坦率指出：实现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基本上有两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和北平方式。从中共的愿望讲希望北平方式，但这取决于国民党是否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希望李宗仁认清形势，按照八条，同蒋介石真正决裂。
黄启汉转达了李宗仁的六条意见：（一）决心推动全面和谈，如遇少数人反对，则准备在政治上军事上尽力对付；（二）绝不依靠外援打内战，一旦和谈开始，他愿就此发表公开声明；（三）以毛先生之八项条件为基础，绝对不成问题，只是第一项战犯问题，希望由新政府去做，因目前要做极为困难；（四）希望中共首先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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