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大使的“去”“留”之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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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解放军大举胜利进军的形势下，1949年1月18日，孙科内阁决定南迁广州，并通过外交途径通知了各国驻华使馆，建议他们随同迁往广州。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不赞成政府南迁，但孙科还是固执己见，于1月26日正式决定行政院南迁广州，并于2月5日开始在广州正式办公。
在国民党政府出现总统府与行政院“府院之争”的情况下，欧美各国驻华使馆都持谨慎的观望态度，不但拒绝随孙科内阁一道南迁广州，而且一直留到南京解放以后都迟迟不肯离去。与此相反，苏联却明确指示其驻华使馆遵从国民党政府孙科内阁的建议，随之移驻广州。随后，苏联使馆的主要工作人员在大使罗申的带领下，于2月2日先行抵达广州。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直到1949年5月30日苏联大使馆才撤离广州，但仍没有彻底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
当时，中共中央对苏联大使罗申随孙科内阁南下广州更是感到难以理解。恰在此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指派密访西柏坡，负责听取并同中共领导人商讨中国革命问题。1949年2月1日，周恩来在同米高扬会谈时趁机提出了这一颇为敏感的问题，请米高扬作出解释。当时，米高扬解释的理由十分牵强。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目前中国只有一个我国派驻使节的政府。这位使节把使馆的一部分留在南京，而本人与中国政府一起迁往广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其实，这不仅不会损害我们的共同事业，相反会有助于这项事业的发展。”至于处于同样情况下的美英大使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而苏联大使此举怎样有助于中苏两党的共同事业，米高扬没有作任何说明。
当年此事当事人之一的列多夫斯基在时隔40多年后，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说：当时“苏联政府是从对内战结束阶段在中国以及围绕中国形成的局势的考虑出发的。局势是复杂的、戏剧性的。美国和西方进行宣传，把中国革命说成是‘莫斯科一手导演的’，还试图由联合国通过谴责苏联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决议，并建议联合国各成员国不要承认中国的新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断绝与中国合法政府的联系无异于为这场运动‘火上浇油’。何况蒋介石政府可能宣布废除1945年8月14日的苏中条约，指责苏联违约，而美英两国则会宣布废除雅尔塔协定，作为对苏联援助中国共产党人的报复。当时存在对中国直接进行军事干涉的严重危险，美国相当有影响的人士曾主张这样做并按照一项切实的计划做了准备。随着人民解放军逼近长江边，武装干涉的危险日益增大。外交团在南京的存在会被利用来策划挑衅，以便在‘保卫本国公民’的借口下进行军事干涉，帝国主义列强过去在中国曾不止一次这样做过。莫斯科曾认为，苏联大使离开南京会促使其他大使馆也这样做，但这样的事并未发生。”列多夫斯基的“解释”认为，苏联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免给美国提供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借口”，这显然也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为连美国大使自己都留在南京不走而怎么会以苏联大使滞留南京为“借口”去干涉中国革命呢？
对于苏联人的真实目的后来猜测很多。
有一种观点认为“罗申大使随迁广州，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苏联对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半信半疑，对美国武装干涉考虑过多，并试图在国共两党之间继续脚踩两只船”。1949年4月，罗申对美国公使克拉克说：中国的局面，包括共产党在内，谁也控制不了，共产党即使最后接管，不见得比国民党成功。许多学者根据苏联的言行认为，当时苏联不相信中共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控制全国；即使能够取得胜利，也担心会“是铁托式的胜利”，甚至会破坏“雅尔塔格局”，打破远东力量的平衡，从而引起美国出兵，导致苏联的卷入。这种观点尚缺乏可靠的原始档案资料佐证。因此我们还不能简单地断定这就是苏联大使南下广州的真正原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大使南下广州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因为“有些消息证明，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与苏联谈判在新疆共同建设几个工业项目，斯大林想在新中国成立前使之成为事实，不论国民党胜败都能从中谋取利益。”特别是在新疆地区，苏联同国民党政府围绕航空问题、贸易问题及开采有色稀有金属、石油等矿产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到1949年5月底，苏联与国民党政府首先签订了《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协定》，延长期为5年。此后，苏联仍继续与国民党政府进行频繁交涉，努力争取签订《中苏贸易与经济合作之协定》。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国民党政府已无暇顾及此事，遂在8月份决定终止同苏联关于新疆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的谈判。紧接着，9月27日，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控诉苏联违反中苏条约案，致使双方关系急剧恶化。罗申南下广州主要是为了攫取经济利益的观点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堂堂一国政府为此区区小利而在外交上采取如此行动，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苏联大使南迁已经够让人费解了，然而，更让人费解的是美国大使固执地留在已经被解放军占领的南京。
当1949年到来的时候，人民革命的胜利已经不可阻挡了。1月21日，蒋介石迫于军事失败和各方面的政治压力，指定副总统李宗仁为代理总统。李宗仁任代理总统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寓所便成了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们的聚会中心。许多国民党领导人聚集在那里商议各种方案，指望能得到司徒雷登的支持，并通过他说服美国政府。司徒雷登因而知道他们内心深处的许多想法。但就支持李宗仁政府来说，需要解决两大问题：防止蒋介石东山再起；同时说服美国国务院援助李宗仁政府。
这两件事司徒雷登都未做到。首先，蒋介石虽然引退，但仍在继续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蒋的理由是，他是国民党总裁，依此身份，李宗仁仍需像部属一样服从他。司徒雷登和其他心怀不满的国民党领导人，尤其是已决定拥护李宗仁的那些人，对蒋继续行使权力问题，都找不出解决办法。其次，1949年3、4月间，司徒雷登曾数次呼吁美国国务院支持李宗仁政府，并列举李上台以来的各种成就，强调李能够将他所控制的地域发展成为“远东一支建设性的积极力量”。但美国国务院却无动于衷，还拒绝了中国所要求的贷款，打消了中国动用1948年援华法案援款余额的念头。
4月，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4天之后占领南京。李宗仁政府逃往广州。司徒雷登从此失去了支持李宗仁政府的任何基础，因为不能再指望国民党还能够抵御共军席卷大陆的攻势。
在这种令人失望的形势下，司徒雷登开始采用另一手策略：谋求同中共和解。司徒雷登认为，“如果容许他同中共最高领导人直接接触，讨论中共同美国之间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许双方能达到相互谅解并建立起良好关系，这样也许能反过来软化中国共产主义的极端主张。”
于是，司徒雷登在3月10日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充满热情的电报，请求批准此事。他说，他不仅是美国政府的官方代表，而且是“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并以一贯支持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进步、促进美中关系而闻名的人”，他想以这两种身份同中共领导人接触。他详细列出了同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要点。他说，他准备告诉共产党人，美国对中国人民友好并提供援助已有很长的历史。其最近的例子，就是杜鲁门总统在1945和1946年的对华声明，还有马歇尔使华。马歇尔调处虽然失败，但其本意是值得称道的。他还将告诉共产党人，美国政府虽然完全承认中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愿望选择任何形式的政府，但仍然认为，共产主义制度是“专制主义的一种比较巧妙而凶恶的表现形式，是高度组织起来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最后阶段，这种统治早已过时了”。而且，在中国建立这种制度，将导致继续不断的反抗和动乱，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和世界和平。因此，美国感到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给中国人民恢复真正的自由”。司徒雷登向美国政府表示说：“我对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学生生活幸福的深切关注，以及我对真正民主和进步的政治纲领的重视，促使我作这最后一次努力来为我所热爱的一个国家效力。”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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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解放军大举胜利进军的形势下，1949年1月18日，孙科内阁决定南迁广州，并通过外交途径通知了各国驻华使馆，建议他们随同迁往广州。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不赞成政府南迁，但孙科还是固执己见，于1月26日正式决定行政院南迁广州，并于2月5日开始在广州正式办公。
在国民党政府出现总统府与行政院“府院之争”的情况下，欧美各国驻华使馆都持谨慎的观望态度，不但拒绝随孙科内阁一道南迁广州，而且一直留到南京解放以后都迟迟不肯离去。与此相反，苏联却明确指示其驻华使馆遵从国民党政府孙科内阁的建议，随之移驻广州。随后，苏联使馆的主要工作人员在大使罗申的带领下，于2月2日先行抵达广州。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直到1949年5月30日苏联大使馆才撤离广州，但仍没有彻底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
当时，中共中央对苏联大使罗申随孙科内阁南下广州更是感到难以理解。恰在此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指派密访西柏坡，负责听取并同中共领导人商讨中国革命问题。1949年2月1日，周恩来在同米高扬会谈时趁机提出了这一颇为敏感的问题，请米高扬作出解释。当时，米高扬解释的理由十分牵强。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目前中国只有一个我国派驻使节的政府。这位使节把使馆的一部分留在南京，而本人与中国政府一起迁往广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其实，这不仅不会损害我们的共同事业，相反会有助于这项事业的发展。”至于处于同样情况下的美英大使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而苏联大使此举怎样有助于中苏两党的共同事业，米高扬没有作任何说明。
当年此事当事人之一的列多夫斯基在时隔40多年后，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说：当时“苏联政府是从对内战结束阶段在中国以及围绕中国形成的局势的考虑出发的。局势是复杂的、戏剧性的。美国和西方进行宣传，把中国革命说成是‘莫斯科一手导演的’，还试图由联合国通过谴责苏联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决议，并建议联合国各成员国不要承认中国的新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断绝与中国合法政府的联系无异于为这场运动‘火上浇油’。何况蒋介石政府可能宣布废除1945年8月14日的苏中条约，指责苏联违约，而美英两国则会宣布废除雅尔塔协定，作为对苏联援助中国共产党人的报复。当时存在对中国直接进行军事干涉的严重危险，美国相当有影响的人士曾主张这样做并按照一项切实的计划做了准备。随着人民解放军逼近长江边，武装干涉的危险日益增大。外交团在南京的存在会被利用来策划挑衅，以便在‘保卫本国公民’的借口下进行军事干涉，帝国主义列强过去在中国曾不止一次这样做过。莫斯科曾认为，苏联大使离开南京会促使其他大使馆也这样做，但这样的事并未发生。”列多夫斯基的“解释”认为，苏联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免给美国提供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借口”，这显然也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为连美国大使自己都留在南京不走而怎么会以苏联大使滞留南京为“借口”去干涉中国革命呢？
对于苏联人的真实目的后来猜测很多。
有一种观点认为“罗申大使随迁广州，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苏联对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半信半疑，对美国武装干涉考虑过多，并试图在国共两党之间继续脚踩两只船”。1949年4月，罗申对美国公使克拉克说：中国的局面，包括共产党在内，谁也控制不了，共产党即使最后接管，不见得比国民党成功。许多学者根据苏联的言行认为，当时苏联不相信中共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控制全国；即使能够取得胜利，也担心会“是铁托式的胜利”，甚至会破坏“雅尔塔格局”，打破远东力量的平衡，从而引起美国出兵，导致苏联的卷入。这种观点尚缺乏可靠的原始档案资料佐证。因此我们还不能简单地断定这就是苏联大使南下广州的真正原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大使南下广州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因为“有些消息证明，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与苏联谈判在新疆共同建设几个工业项目，斯大林想在新中国成立前使之成为事实，不论国民党胜败都能从中谋取利益。”特别是在新疆地区，苏联同国民党政府围绕航空问题、贸易问题及开采有色稀有金属、石油等矿产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到1949年5月底，苏联与国民党政府首先签订了《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协定》，延长期为5年。此后，苏联仍继续与国民党政府进行频繁交涉，努力争取签订《中苏贸易与经济合作之协定》。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国民党政府已无暇顾及此事，遂在8月份决定终止同苏联关于新疆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的谈判。紧接着，9月27日，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控诉苏联违反中苏条约案，致使双方关系急剧恶化。罗申南下广州主要是为了攫取经济利益的观点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堂堂一国政府为此区区小利而在外交上采取如此行动，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苏联大使南迁已经够让人费解了，然而，更让人费解的是美国大使固执地留在已经被解放军占领的南京。
当1949年到来的时候，人民革命的胜利已经不可阻挡了。1月21日，蒋介石迫于军事失败和各方面的政治压力，指定副总统李宗仁为代理总统。李宗仁任代理总统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寓所便成了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们的聚会中心。许多国民党领导人聚集在那里商议各种方案，指望能得到司徒雷登的支持，并通过他说服美国政府。司徒雷登因而知道他们内心深处的许多想法。但就支持李宗仁政府来说，需要解决两大问题：防止蒋介石东山再起；同时说服美国国务院援助李宗仁政府。
这两件事司徒雷登都未做到。首先，蒋介石虽然引退，但仍在继续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蒋的理由是，他是国民党总裁，依此身份，李宗仁仍需像部属一样服从他。司徒雷登和其他心怀不满的国民党领导人，尤其是已决定拥护李宗仁的那些人，对蒋继续行使权力问题，都找不出解决办法。其次，1949年3、4月间，司徒雷登曾数次呼吁美国国务院支持李宗仁政府，并列举李上台以来的各种成就，强调李能够将他所控制的地域发展成为“远东一支建设性的积极力量”。但美国国务院却无动于衷，还拒绝了中国所要求的贷款，打消了中国动用1948年援华法案援款余额的念头。
4月，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4天之后占领南京。李宗仁政府逃往广州。司徒雷登从此失去了支持李宗仁政府的任何基础，因为不能再指望国民党还能够抵御共军席卷大陆的攻势。
在这种令人失望的形势下，司徒雷登开始采用另一手策略：谋求同中共和解。司徒雷登认为，“如果容许他同中共最高领导人直接接触，讨论中共同美国之间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许双方能达到相互谅解并建立起良好关系，这样也许能反过来软化中国共产主义的极端主张。”
于是，司徒雷登在3月10日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充满热情的电报，请求批准此事。他说，他不仅是美国政府的官方代表，而且是“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并以一贯支持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进步、促进美中关系而闻名的人”，他想以这两种身份同中共领导人接触。他详细列出了同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要点。他说，他准备告诉共产党人，美国对中国人民友好并提供援助已有很长的历史。其最近的例子，就是杜鲁门总统在1945和1946年的对华声明，还有马歇尔使华。马歇尔调处虽然失败，但其本意是值得称道的。他还将告诉共产党人，美国政府虽然完全承认中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愿望选择任何形式的政府，但仍然认为，共产主义制度是“专制主义的一种比较巧妙而凶恶的表现形式，是高度组织起来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最后阶段，这种统治早已过时了”。而且，在中国建立这种制度，将导致继续不断的反抗和动乱，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和世界和平。因此，美国感到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给中国人民恢复真正的自由”。司徒雷登向美国政府表示说：“我对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学生生活幸福的深切关注，以及我对真正民主和进步的政治纲领的重视，促使我作这最后一次努力来为我所热爱的一个国家效力。”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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