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的警备与布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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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卫战士们忘记了饥渴和疲劳，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和饱满的工作热情，从而保证了开国大典的绝对安全。
开国大典后不久，在中南海召开了“保卫政协和开国大典工作总结大会”，会上，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南海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在大会上对参加警卫的全体指战员进行了表扬和感谢，并传达了朱德总司令对警卫战士的称赞——“警卫战士忠诚可靠”。周恩来总理也赞誉警卫战士们是“埋头英雄”。
在保卫开国大典的过程中，从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到开国大典，公安中央纵队与北平纠察总队一起担负了保卫任务。驻中南海的两个警卫营，在大会警务处的直接领导下，担负会场周围的保卫和整个中南海内部的警戒。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两个警卫营，除原有警戒外，又在重要的和复杂的地段增设了33个固定哨和3个游动哨。为了确保会议安全，还开展了普遍巡逻，每个战士下岗后都自动在防区内巡逻、搜索，以防任何细小的漏洞发生。工兵班每天进行会场内外的安全检查，严防敌人埋设爆炸物。还派出一个排在防空地区挖掘了200余米的防空壕。第一师还负责复兴门西侧、安定门右侧、宣武门右侧3个防空区域的警戒和防空工事的看守任务。第二师派出了43名干部、战士参加政协大会警务处工作，担负大会会场内部和代表的随身警卫。10月1日开国大典时，第一师、第二师除继续担负上述任务外，第一师又担负了天安门前周围13个制高点的控制任务。两个警卫营，还担负了天安门上下的警卫任务。
在召开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和举行开国大典期间，暗藏的特务蠢蠢欲动，会场内外的保卫工作异常紧张。为了配合大会的保卫工作，全纵队组织了市区和郊区的敌情调查，协同公安机关侦察搜捕暗藏的特务分子。在近20天的工作中，仅在西郊即查获逮捕反革命分子7名，发现嫌疑分子36名，搜缴隐匿枪支23支、手榴弹10枚。特别是对中央首长经常经过的公路，防范更加严密。所有驻城内、城外的部队都加强了戒备，防止暗藏敌人乘机破坏。在此期间纵队所有领导的思想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千方百计地防止各种问题的发生。
开国大典的现场警卫工作由“便衣警卫队负担”。为确保开国大典的现场警卫工作万无一失，北京市公安局按照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原则，并于1949年7月18日，根据中央和公安部的指示，成立了“临时保卫大队”，简称“便衣警卫队”。便衣警卫队的成员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有从华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干部训练班来的，有从华北军区司令部二处便衣队来的；还有来自平津纠察总队便衣队和市公安局二处侦查科机动队的同志，共计276人。
1949年9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以便衣警卫队为基础，成立了警卫科，隶属于保卫处。当时遵照公安部的指示，便衣警卫队承担了保卫新政协和开国大典的任务，根据保卫工作的需要，设立了16处据点，派出便衣警卫人员29名，他们化装成三轮车夫、修鞋匠、水果摊贩、卖小吃的、卖烟的、修脚踏车的，并在各据点间设了游动便衣勤务，担任各据点之间的联络工作与沿途警卫任务。还在中山公园内设置了一个秘密情报站，专门负责收集警卫情报，及时与中南海警卫处联系。
保卫开国大典，公开的警卫工作由公安总队担任。便衣警卫则一部分分散到游行队伍中，进行随机控制，以防出现意外险情；另一部分则与有关派出所共同负责会场四周制高点的控制。为了便于组织指挥，公安部、市公安局在天安门西观礼台下设立了大会临时指挥部，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任总指挥，市公安局三处副处长武创辰等任副总指挥。任务分工：天安门城楼上和天安门往东至东单，南至崇文门、前门由公安部负责；天安门往西至西单，南至前门、宣武门以内由北京市公安局三处负责；天安门以北至景山、西到南长街，东至南、北河沿由北京市公安局二处负责；故宫内由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大队负责；公安总队派两个连负责堵路口，中心会场外围由各分局、派出所组织民警和群众治安积极分子分段巡逻，昼夜不停。各单位于9月30日晚上12点左右都按时到达了指定地点，开始清场、戒严，进行硬性控制。除主席台的警卫由公安部直接负责外，其余的大会保卫任务，几乎都由市公安局承担。为了使永载史册的第一个国庆万无一失，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在局里专门开了两天会，研究、布置大会内外的各项安全保卫工作，仅观礼台周围，就从公安部队调派了1000多名便衣警卫。可以说，开国大典有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顺利进行，也是对北京市公安局前段工作的一次严格检验。事实证明，从白天的大典，到晚上的狂欢，都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北京市公安局不负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重托，光荣地完成了开国大典的安全保卫任务，得到中央和北京市委的表扬。同时，也为以后历年的国庆保卫工作积累了最初的宝贵经验。
天安门后边午门前边由关瑞兰等女警队负责。开国大典那天早上，关瑞兰等女警队的队员们起得很早，分队长向她们交待了任务，因为这次警卫地点是在天安门后边午门前边，场地大，又要有个别人往返到天安门上送水，人员也比较多、比较杂，警卫工作比较难。所以大家必须时刻提高警惕。由于她们平常生活很困难，每天吃粗粮，每周改善一两次伙食，吃些细粮。“十一”这天特别照顾她们，每人发了面包和小香肠作为中午饭。她们匆匆地吃完早点就从驻地出发了。当时下着小雨，她们分队也没有车，整个大队也就有一辆吉普车。所以她们只好从西四乘有轨电车赶到天安门。每个同志都按分配的任务去上岗。
女警队员们当时心情也非常激动，她们虽然离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首长很近，也很想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她们也真想多喊几句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但是她们还是严格地遵守着纪律，因为她们的任务是保卫首长安全，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示对毛泽东主席的敬爱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激动心情。
东至棋盘街，南到前门顺城街，西至石碑胡同，北到西长安街，由高碑胡同派出所负责。北京市公安局刘朝江当时正在北京市公安局内七分局高碑胡同派出所工作。这个派出所是1949年6月，街政府和派出所合并时新建立的一个中心派出所，所长是从老区来的干部宋克栋。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就在内七分局管界，而高碑胡同派出所则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所以说这个地区的保卫任务十分繁重。
况且该区政治治安情况比较复杂。北平解放初期，这里治安秩序混乱，特务破坏，抢劫、凶杀、重大盗窃案件都有发生；散兵游勇、无业游民、乞丐充斥街头。随着全市的清理、整顿，这个地区的治安秩序逐渐好转了。特别是八九月间，为保卫新政协筹备会议的胜利召开，在全市范围内，搜捕了一批特务分子，逮捕了坚决反共反人民的王凤岗武装特务，陆续收容了散兵游勇和乞丐，整顿了市容。这里的秩序和全市一样，空前良好。但是，据内七公安分局长李超在动员会上说：敌情仍很严重，国民党潜伏特务尚未完全肃清，派遣特务窜入大陆搞破坏，有的专为破坏全国政协会议。因此，要求全体公安保卫人员要百倍提高警惕，思想一点也不能麻痹松懈。
北京市公安局内七分局的刘朝江等公安干警，当时身着豆绿色的公安干部制服，头戴豆绿色解放帽，圆形的帽徽上镶嵌着“公安”两个耀眼的字，胸前别着一枚带有红色天安门轮廓的圆形证章(代替出入证)。他们神气十足地在管界内的胡同徒步巡逻，预防犯罪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维护管界内的良好秩序，注意发现管界内有无异常情况。在他们巡逻的区域内既有特嫌，也有抢劫盗窃嫌疑犯，还有隐匿枪支嫌疑的人。对这些人的问题，由于一时查不清楚，已列为重点户进行控制。在巡逻中，对这些人的动态要格外加以注意。这个地区面积虽然不大，但来回穿梭巡逻，一次需要半个多小时。他们走累了，回派出所歇歇脚，再出来巡逻。由于紧靠天安门广场。他们站在这里，可以看到广场上的千万面红旗和密密麻麻的队伍。天安门城楼也尽收眼帘。此时，干警们多么想去饱览一番这难得的热烈而庄重的场面啊!然而，他们的任务是巡逻。只好驻足翘首而望，带着若有所失的心情离开这里，继续巡逻。
开国大典的纠察任务由华北大学学员邹玉光所在的俄文大队担负。这一任务，是在1949年9月下旬宣布的，大概是9月25日左右。听到这个消息，他们高兴极了。中共中央华北局保卫处，以开国大典筹备会保卫处的名义，为纠察队举行了授旗仪式。因为邹玉光是第一中队第一班班长，所以领导让邹玉光代表纠察队上去领了队旗。旗子是红底，上面绣着黄色大字“纠察队第一大队”。从旗面上的字看，好像还有第二大队，其实只有他们这一个纠察大队。
在举行授旗仪式后，纠察队员们操练和学习了几天。纠察队员穿的衣服仍是华北大学的灰粗布制服，但是将“华北大学”的胸章取了下来，换上纠察队的胸章。纠察队的任务从9月30日夜12点开始，在天安门广场清场(有其他部门的同志协同参加)，封锁出入口，只准出，不准进。10月1日的任务，是在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一线，检查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队伍是否携带禁止带入场内的物品，如照相机等。当时，参加开国大典的清华大学领队马约翰教授带了一架照相机，纠察队员告诉他“按照规定，照相机是不能带入会场的”，他便很愉快地接受了劝告，没有再带进去。
俄文大队从9月30日午夜清场时起，一直在天安门广场执勤，不是站着就是来回走动，中间没有休息过一分钟，完完全全是在高度的热情和兴奋中度过的，直到10月1日深夜才撤离。撤离前，他们集中在天安门城楼下，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在城楼上亲切地慰问他们说：“华大同学辛苦了!华大同学辛苦了!”他们则在城楼下齐声高呼：“请毛主席回去休息!请毛主席回去休息!”直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下了城楼以后，他们才整队回校，到达学校时，已经是10月2日凌晨了。
在开国大典那一天，为了确保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北京市委和公安部领导亲自上阵，市委组织部长刘仁始终站在东三座门那里，指挥游行队伍有序通过。为避免群众过于兴奋发生拥挤，他特意关照，踩掉鞋子也不要弯腰去捡，以免混乱，所以群众游行队伍过完，往往能捡回一大筐的鞋子。当然，有时也会发生一些无法预料的事。下午，当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时，金水桥以南的许多群众为了看清他，一下子涌向了天安门。
虽然金水桥以南事先设有标兵线，但无法挡住潮水般涌来的群众，一时秩序大乱，桥栏杆被挤得直摇晃，如果栏杆被挤断，许多群众就要掉进护城河里，情况非常危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罗瑞卿部长当机立断，迅速调来了两个连的兵力，将拥挤的群众堵住、疏散，避免了一场重大事故的发生。
1949年8月，山东军区徐州防空站李树刚正在上海近郊常熟县虞山镇华东军大电讯大队第二中队学习。一日早饭后，叶文年指导员要李树刚和胡志明、刘蕴文、宋丕华等24人到中队部集合，同时宣布了上级让他们提前毕业、分配工作的命令。大家立即打好背包，在李学才副中队长的带领下乘船出发，当晚抵南京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通联处。经其分配于次日即随山东军区派来迎接的干部北上徐州，到三野第24军司令部报到。次日下午，皮定钧军长、彭冰山副政委、赵俊参谋长等领导同志接见了他们，然后传达了当前形势与任务，并当即宣布由该军原通讯科人员和李树刚等军大毕业生组成5个防空站，工作上隶属山东军区，分别进驻海州、响水口、睢宁、徐州、商丘等地。李树刚被分配在徐州站，由第24军营级参谋朱晃任站长，李树刚和刘蕴文、胡志明等三人为报务员，配有200瓦大型无线电收发报机一部。另有一个通讯班，位于云龙山顶放鹤亭和兴化寺内，居高视远。徐州站业务上往南对上海、镇江、南京，往北对济南、青岛、邯郸以及各站间的横向联络，每隔20分钟呼叫一次。即使无事时亦戴耳机静守机旁，做到随叫随到，一旦发现敌机立即将其数量、类型、飞行方向按规定之密码迅速北传。
其时，国民党前线空军基地设于舟山。在那里起降的主要为D-51型野马式单引擎战斗机和D-38型双引擎蚊式战斗机，它们续航力小，活动半径一般不超过陇海线。另有B-24型四引擎重型轰炸机或B-25型双引擎轻型轰炸机基地多设于台湾，其续航能力虽然大得多，但因基地南迁且需战斗机随行掩护，其活动范围比之淮海战役时亦大大缩小，轻易未敢向北深入。诚如《开国大典》影片中所描述的一个镜头：在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其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计划以120架飞机编队空袭北平破坏政协会议，被蒋以活动半径太大为由未予采纳。
情况虽然这样，但在那些日日夜夜里，这批年轻的无线电通讯工作者出于对工作的满腔热情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一直是恪尽职守、全神贯注地监视着祖国东南半壁的万里长空，经常是不等敌机飞越长江，他们的电波早已跨过黄河传到北平总部，对空火力网早已严阵以待了。当神鹰还未驰骋长空护卫国土的那段岁月，正是依靠这批“千里眼”和“顺风耳”，国家的领导人才能在北平平安地共商大计，让第一面五星红旗在世界的东方冉冉升起。
跨进香山静宜园大门，沿着小河谷旁用巨大石块铺起的汽车路婉蜒而上，映入眼帘的第一个建筑物是茂密树林掩映下的一所白色石基、白色墙柱、绿色栏杆围起的院落。院内葱郁树荫下一幢幢白色石头建筑傍山而立，浓绿之间衬出几许洁白，显得那么宁静而典雅。这就是1949年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的第一个专用电话局——香山电话局的所在地。
1948年12月中旬，平津战役刚刚开始，中央军委三局就开始了接管北平电信系统的准备工作。军委三局王诤局长、王子刚副局长等，率领部分人员从当年党中央所在地建屏县西柏坡村附近的高家庄移驻良乡，组成了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电信接管部。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当天，接管部主要领导人立即进驻北平电信局，并与中共北平电信系统地下党组织领导人具体商议接管北平电信系统事宜。在地下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顺利完成了接管北平电信系统的工作。
北平市军管会电信接管部完成接管任务后，在大力组织恢复通讯，保证“解放一城，通达一地”的同时，把做好迎接中央首脑机关进驻北平的通讯组织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列入日程。
中共中央的通讯保障，无论在延安还是在西柏坡，主要靠有线通讯，由军委三局电话队承担，设立一部或几部磁石电话交换机，各有若干分机，分设到机关各部门和首长住地；与各大军区的通讯，主要靠无线电台联络。
中共中央进驻北平，一要继续指挥解放战争，夺取全国的胜利；二要执掌全国政权，领导全国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率领全国人民奔向社会主义。这就需要一个较为先进的能与全国电信网络相连接的通讯手段，才能保证指挥顺畅。军委三局、北平电信接管部决定首先在中央首脑机关驻地香山筹建专用电话局。
为了确定建局方案，1949年2月初，接管部领导成员、军委三局办公室主任李玉奎刚刚完成接管工作，立即奔赴香山，走遍了香山园内及其周围地区，了解中央首长、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驻地分布情况。香山园内原有一个隶属于旧北平电信局的营业处，装有100门供电式电话交换机，从局的规模及所处位置都不能满足中央首脑机关进驻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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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卫战士们忘记了饥渴和疲劳，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和饱满的工作热情，从而保证了开国大典的绝对安全。
开国大典后不久，在中南海召开了“保卫政协和开国大典工作总结大会”，会上，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南海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在大会上对参加警卫的全体指战员进行了表扬和感谢，并传达了朱德总司令对警卫战士的称赞——“警卫战士忠诚可靠”。周恩来总理也赞誉警卫战士们是“埋头英雄”。
在保卫开国大典的过程中，从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到开国大典，公安中央纵队与北平纠察总队一起担负了保卫任务。驻中南海的两个警卫营，在大会警务处的直接领导下，担负会场周围的保卫和整个中南海内部的警戒。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两个警卫营，除原有警戒外，又在重要的和复杂的地段增设了33个固定哨和3个游动哨。为了确保会议安全，还开展了普遍巡逻，每个战士下岗后都自动在防区内巡逻、搜索，以防任何细小的漏洞发生。工兵班每天进行会场内外的安全检查，严防敌人埋设爆炸物。还派出一个排在防空地区挖掘了200余米的防空壕。第一师还负责复兴门西侧、安定门右侧、宣武门右侧3个防空区域的警戒和防空工事的看守任务。第二师派出了43名干部、战士参加政协大会警务处工作，担负大会会场内部和代表的随身警卫。10月1日开国大典时，第一师、第二师除继续担负上述任务外，第一师又担负了天安门前周围13个制高点的控制任务。两个警卫营，还担负了天安门上下的警卫任务。
在召开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和举行开国大典期间，暗藏的特务蠢蠢欲动，会场内外的保卫工作异常紧张。为了配合大会的保卫工作，全纵队组织了市区和郊区的敌情调查，协同公安机关侦察搜捕暗藏的特务分子。在近20天的工作中，仅在西郊即查获逮捕反革命分子7名，发现嫌疑分子36名，搜缴隐匿枪支23支、手榴弹10枚。特别是对中央首长经常经过的公路，防范更加严密。所有驻城内、城外的部队都加强了戒备，防止暗藏敌人乘机破坏。在此期间纵队所有领导的思想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千方百计地防止各种问题的发生。
开国大典的现场警卫工作由“便衣警卫队负担”。为确保开国大典的现场警卫工作万无一失，北京市公安局按照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原则，并于1949年7月18日，根据中央和公安部的指示，成立了“临时保卫大队”，简称“便衣警卫队”。便衣警卫队的成员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有从华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干部训练班来的，有从华北军区司令部二处便衣队来的；还有来自平津纠察总队便衣队和市公安局二处侦查科机动队的同志，共计276人。
1949年9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以便衣警卫队为基础，成立了警卫科，隶属于保卫处。当时遵照公安部的指示，便衣警卫队承担了保卫新政协和开国大典的任务，根据保卫工作的需要，设立了16处据点，派出便衣警卫人员29名，他们化装成三轮车夫、修鞋匠、水果摊贩、卖小吃的、卖烟的、修脚踏车的，并在各据点间设了游动便衣勤务，担任各据点之间的联络工作与沿途警卫任务。还在中山公园内设置了一个秘密情报站，专门负责收集警卫情报，及时与中南海警卫处联系。
保卫开国大典，公开的警卫工作由公安总队担任。便衣警卫则一部分分散到游行队伍中，进行随机控制，以防出现意外险情；另一部分则与有关派出所共同负责会场四周制高点的控制。为了便于组织指挥，公安部、市公安局在天安门西观礼台下设立了大会临时指挥部，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任总指挥，市公安局三处副处长武创辰等任副总指挥。任务分工：天安门城楼上和天安门往东至东单，南至崇文门、前门由公安部负责；天安门往西至西单，南至前门、宣武门以内由北京市公安局三处负责；天安门以北至景山、西到南长街，东至南、北河沿由北京市公安局二处负责；故宫内由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大队负责；公安总队派两个连负责堵路口，中心会场外围由各分局、派出所组织民警和群众治安积极分子分段巡逻，昼夜不停。各单位于9月30日晚上12点左右都按时到达了指定地点，开始清场、戒严，进行硬性控制。除主席台的警卫由公安部直接负责外，其余的大会保卫任务，几乎都由市公安局承担。为了使永载史册的第一个国庆万无一失，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在局里专门开了两天会，研究、布置大会内外的各项安全保卫工作，仅观礼台周围，就从公安部队调派了1000多名便衣警卫。可以说，开国大典有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顺利进行，也是对北京市公安局前段工作的一次严格检验。事实证明，从白天的大典，到晚上的狂欢，都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北京市公安局不负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重托，光荣地完成了开国大典的安全保卫任务，得到中央和北京市委的表扬。同时，也为以后历年的国庆保卫工作积累了最初的宝贵经验。
天安门后边午门前边由关瑞兰等女警队负责。开国大典那天早上，关瑞兰等女警队的队员们起得很早，分队长向她们交待了任务，因为这次警卫地点是在天安门后边午门前边，场地大，又要有个别人往返到天安门上送水，人员也比较多、比较杂，警卫工作比较难。所以大家必须时刻提高警惕。由于她们平常生活很困难，每天吃粗粮，每周改善一两次伙食，吃些细粮。“十一”这天特别照顾她们，每人发了面包和小香肠作为中午饭。她们匆匆地吃完早点就从驻地出发了。当时下着小雨，她们分队也没有车，整个大队也就有一辆吉普车。所以她们只好从西四乘有轨电车赶到天安门。每个同志都按分配的任务去上岗。
女警队员们当时心情也非常激动，她们虽然离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首长很近，也很想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她们也真想多喊几句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但是她们还是严格地遵守着纪律，因为她们的任务是保卫首长安全，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示对毛泽东主席的敬爱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激动心情。
东至棋盘街，南到前门顺城街，西至石碑胡同，北到西长安街，由高碑胡同派出所负责。北京市公安局刘朝江当时正在北京市公安局内七分局高碑胡同派出所工作。这个派出所是1949年6月，街政府和派出所合并时新建立的一个中心派出所，所长是从老区来的干部宋克栋。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就在内七分局管界，而高碑胡同派出所则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所以说这个地区的保卫任务十分繁重。
况且该区政治治安情况比较复杂。北平解放初期，这里治安秩序混乱，特务破坏，抢劫、凶杀、重大盗窃案件都有发生；散兵游勇、无业游民、乞丐充斥街头。随着全市的清理、整顿，这个地区的治安秩序逐渐好转了。特别是八九月间，为保卫新政协筹备会议的胜利召开，在全市范围内，搜捕了一批特务分子，逮捕了坚决反共反人民的王凤岗武装特务，陆续收容了散兵游勇和乞丐，整顿了市容。这里的秩序和全市一样，空前良好。但是，据内七公安分局长李超在动员会上说：敌情仍很严重，国民党潜伏特务尚未完全肃清，派遣特务窜入大陆搞破坏，有的专为破坏全国政协会议。因此，要求全体公安保卫人员要百倍提高警惕，思想一点也不能麻痹松懈。
北京市公安局内七分局的刘朝江等公安干警，当时身着豆绿色的公安干部制服，头戴豆绿色解放帽，圆形的帽徽上镶嵌着“公安”两个耀眼的字，胸前别着一枚带有红色天安门轮廓的圆形证章(代替出入证)。他们神气十足地在管界内的胡同徒步巡逻，预防犯罪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维护管界内的良好秩序，注意发现管界内有无异常情况。在他们巡逻的区域内既有特嫌，也有抢劫盗窃嫌疑犯，还有隐匿枪支嫌疑的人。对这些人的问题，由于一时查不清楚，已列为重点户进行控制。在巡逻中，对这些人的动态要格外加以注意。这个地区面积虽然不大，但来回穿梭巡逻，一次需要半个多小时。他们走累了，回派出所歇歇脚，再出来巡逻。由于紧靠天安门广场。他们站在这里，可以看到广场上的千万面红旗和密密麻麻的队伍。天安门城楼也尽收眼帘。此时，干警们多么想去饱览一番这难得的热烈而庄重的场面啊!然而，他们的任务是巡逻。只好驻足翘首而望，带着若有所失的心情离开这里，继续巡逻。
开国大典的纠察任务由华北大学学员邹玉光所在的俄文大队担负。这一任务，是在1949年9月下旬宣布的，大概是9月25日左右。听到这个消息，他们高兴极了。中共中央华北局保卫处，以开国大典筹备会保卫处的名义，为纠察队举行了授旗仪式。因为邹玉光是第一中队第一班班长，所以领导让邹玉光代表纠察队上去领了队旗。旗子是红底，上面绣着黄色大字“纠察队第一大队”。从旗面上的字看，好像还有第二大队，其实只有他们这一个纠察大队。
在举行授旗仪式后，纠察队员们操练和学习了几天。纠察队员穿的衣服仍是华北大学的灰粗布制服，但是将“华北大学”的胸章取了下来，换上纠察队的胸章。纠察队的任务从9月30日夜12点开始，在天安门广场清场(有其他部门的同志协同参加)，封锁出入口，只准出，不准进。10月1日的任务，是在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一线，检查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队伍是否携带禁止带入场内的物品，如照相机等。当时，参加开国大典的清华大学领队马约翰教授带了一架照相机，纠察队员告诉他“按照规定，照相机是不能带入会场的”，他便很愉快地接受了劝告，没有再带进去。
俄文大队从9月30日午夜清场时起，一直在天安门广场执勤，不是站着就是来回走动，中间没有休息过一分钟，完完全全是在高度的热情和兴奋中度过的，直到10月1日深夜才撤离。撤离前，他们集中在天安门城楼下，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在城楼上亲切地慰问他们说：“华大同学辛苦了!华大同学辛苦了!”他们则在城楼下齐声高呼：“请毛主席回去休息!请毛主席回去休息!”直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下了城楼以后，他们才整队回校，到达学校时，已经是10月2日凌晨了。
在开国大典那一天，为了确保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北京市委和公安部领导亲自上阵，市委组织部长刘仁始终站在东三座门那里，指挥游行队伍有序通过。为避免群众过于兴奋发生拥挤，他特意关照，踩掉鞋子也不要弯腰去捡，以免混乱，所以群众游行队伍过完，往往能捡回一大筐的鞋子。当然，有时也会发生一些无法预料的事。下午，当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时，金水桥以南的许多群众为了看清他，一下子涌向了天安门。
虽然金水桥以南事先设有标兵线，但无法挡住潮水般涌来的群众，一时秩序大乱，桥栏杆被挤得直摇晃，如果栏杆被挤断，许多群众就要掉进护城河里，情况非常危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罗瑞卿部长当机立断，迅速调来了两个连的兵力，将拥挤的群众堵住、疏散，避免了一场重大事故的发生。
1949年8月，山东军区徐州防空站李树刚正在上海近郊常熟县虞山镇华东军大电讯大队第二中队学习。一日早饭后，叶文年指导员要李树刚和胡志明、刘蕴文、宋丕华等24人到中队部集合，同时宣布了上级让他们提前毕业、分配工作的命令。大家立即打好背包，在李学才副中队长的带领下乘船出发，当晚抵南京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通联处。经其分配于次日即随山东军区派来迎接的干部北上徐州，到三野第24军司令部报到。次日下午，皮定钧军长、彭冰山副政委、赵俊参谋长等领导同志接见了他们，然后传达了当前形势与任务，并当即宣布由该军原通讯科人员和李树刚等军大毕业生组成5个防空站，工作上隶属山东军区，分别进驻海州、响水口、睢宁、徐州、商丘等地。李树刚被分配在徐州站，由第24军营级参谋朱晃任站长，李树刚和刘蕴文、胡志明等三人为报务员，配有200瓦大型无线电收发报机一部。另有一个通讯班，位于云龙山顶放鹤亭和兴化寺内，居高视远。徐州站业务上往南对上海、镇江、南京，往北对济南、青岛、邯郸以及各站间的横向联络，每隔20分钟呼叫一次。即使无事时亦戴耳机静守机旁，做到随叫随到，一旦发现敌机立即将其数量、类型、飞行方向按规定之密码迅速北传。
其时，国民党前线空军基地设于舟山。在那里起降的主要为D-51型野马式单引擎战斗机和D-38型双引擎蚊式战斗机，它们续航力小，活动半径一般不超过陇海线。另有B-24型四引擎重型轰炸机或B-25型双引擎轻型轰炸机基地多设于台湾，其续航能力虽然大得多，但因基地南迁且需战斗机随行掩护，其活动范围比之淮海战役时亦大大缩小，轻易未敢向北深入。诚如《开国大典》影片中所描述的一个镜头：在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其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计划以120架飞机编队空袭北平破坏政协会议，被蒋以活动半径太大为由未予采纳。
情况虽然这样，但在那些日日夜夜里，这批年轻的无线电通讯工作者出于对工作的满腔热情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一直是恪尽职守、全神贯注地监视着祖国东南半壁的万里长空，经常是不等敌机飞越长江，他们的电波早已跨过黄河传到北平总部，对空火力网早已严阵以待了。当神鹰还未驰骋长空护卫国土的那段岁月，正是依靠这批“千里眼”和“顺风耳”，国家的领导人才能在北平平安地共商大计，让第一面五星红旗在世界的东方冉冉升起。
跨进香山静宜园大门，沿着小河谷旁用巨大石块铺起的汽车路婉蜒而上，映入眼帘的第一个建筑物是茂密树林掩映下的一所白色石基、白色墙柱、绿色栏杆围起的院落。院内葱郁树荫下一幢幢白色石头建筑傍山而立，浓绿之间衬出几许洁白，显得那么宁静而典雅。这就是1949年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的第一个专用电话局——香山电话局的所在地。
1948年12月中旬，平津战役刚刚开始，中央军委三局就开始了接管北平电信系统的准备工作。军委三局王诤局长、王子刚副局长等，率领部分人员从当年党中央所在地建屏县西柏坡村附近的高家庄移驻良乡，组成了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电信接管部。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当天，接管部主要领导人立即进驻北平电信局，并与中共北平电信系统地下党组织领导人具体商议接管北平电信系统事宜。在地下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顺利完成了接管北平电信系统的工作。
北平市军管会电信接管部完成接管任务后，在大力组织恢复通讯，保证“解放一城，通达一地”的同时，把做好迎接中央首脑机关进驻北平的通讯组织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列入日程。
中共中央的通讯保障，无论在延安还是在西柏坡，主要靠有线通讯，由军委三局电话队承担，设立一部或几部磁石电话交换机，各有若干分机，分设到机关各部门和首长住地；与各大军区的通讯，主要靠无线电台联络。
中共中央进驻北平，一要继续指挥解放战争，夺取全国的胜利；二要执掌全国政权，领导全国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率领全国人民奔向社会主义。这就需要一个较为先进的能与全国电信网络相连接的通讯手段，才能保证指挥顺畅。军委三局、北平电信接管部决定首先在中央首脑机关驻地香山筹建专用电话局。
为了确定建局方案，1949年2月初，接管部领导成员、军委三局办公室主任李玉奎刚刚完成接管工作，立即奔赴香山，走遍了香山园内及其周围地区，了解中央首长、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驻地分布情况。香山园内原有一个隶属于旧北平电信局的营业处，装有100门供电式电话交换机，从局的规模及所处位置都不能满足中央首脑机关进驻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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