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的警备与布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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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讯需要。因此，决定易地新建。根据中央主要领导人员和办事机关驻地安排，选定香山慈幼院的理化馆作为建局地址。
局址选定后，建局工作立即开始。工程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安装一部150门步进制自动电话交换机及中继交换台和相应的电源设备；二是架设香山园内周围地区中央及军委机关的用户电缆和线路；三是扩充由香山至北平市内的电话线路，借以使专用局与市内电话网及全国电话网勾通。2月中下旬，三部分工程陆续开工，参加工程建设的人员除少数军委三局电话队的同志外，绝大部分是北平电信局的工人。
军委三局的领导一到北平就决定为中央机关安装自动电话。于是接管部派遣北平电信局工程师娄彦厘到已接管的各部门物色可使用的自动电话交换设备，最后选中一台150门西门子式步进制自动电话交换机和无纽式中继交换台。2月中下旬，选派了五六名政治可靠、技术熟练的机务员在南局（即现在厂甸局）机房大楼一楼整修。
北平市军管会对中央进驻北平后的通讯问题非常关心。3月初，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北平市第一任市长叶剑英专程来到电话局检查通讯准备工作，看望整修机械的工人。叶剑英由李玉奎陪同来到工作间，向工人们询问工作情况和机械性能，勉励工人努力工作。随后又视察了电话三分局机械室、长途机务站和长途机械室等部门。
设备投入使用后的经常性管理、保养和优良的服务更为重要。北平电信接管部决定派彭润田去香山担任局长，全面负责专用局的工作。彭润田原为军委三局电话排排长，1944年从晋察冀军区调到延安电话排，一直直接为中共中央电话通讯服务。他熟悉中央通讯的特殊要求，熟悉中央首脑机关的同志。3月9日，彭润田到达香山。这时整修交换机的工作已经完成。3月10日，装机工作正式开始。
2月末3月初的香山，到处堆积着残雪，屋檐下挂着长长的冰凌。架设线路的人员在山间野外凛烈寒风中施工，栽电杆、架明线、挂钢索、接电缆，地冻得梆梆硬，要一根一根地栽好电线杆，把几百对电缆接起来，困难可想而知。室内的条件也好不了多少，没有取暖设备，要竖机架、装机械，编扎缆线、焊接大量机间连线，任务相当繁重。全体人员不畏天寒地冻，争分夺秒，以出色的工作表达解放了的北平电信工人迈向新生活的无限欢欣。3月中旬的一天，北平电信接管部副部长王子刚和李玉奎来香山检查工作，一面同大家谈心，一面详细地询问工程进展情况。王子刚要求大家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并告诉大家他本人就是从香山慈幼院投笔从戎参加革命的。当同志们汇报完工程进度之后，王子刚夸奖同志们任务完成得好，鼓励大家继续克服困难按期完成任务。3月23日，机线设备安装工程如期完成，中央进驻北平后第一个专用电话局——香山专用电话局正式投入运行。
香山专用电话局机线设备安装工作完成后，除少数施工人员留局继续从事经常性的通讯保障工作外，大部分撤回到北平电信局。同时，北平电信接管部又在军委三局和北平电信局遴选了政治可靠、思想进步、工作认真、技术熟练的机务员、线务员、话务员，调到香山电话局工作。到达工作岗位后，进一步进行纪律教育，明确提出工作要求：规定平日不许回家，不许随便外出，不许与亲友通信，不许告诉亲友自己的工作地点和任务，要求每个同志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去完成每一项工作；迅速、准确地保证中央的电话畅通。专用电话局首批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一些非党同志也是团结在党周围的积极分子。当他们了解到工作的具体内容后，更加激起做好工作的强烈的责任心，一连几个月不回家，一心扑到工作上。
香山专用局被中共中央机关的首长和同志们亲切地称作“总机”。“总机”——这个延安时期对通讯部门的传统称呼，从延安、西柏坡延续到了香山，后来又延续到了中南海，直到今天。不管通讯部门的隶属关系有什么变化，中央机关总把它视为直属机关的一部分。对工作提出严格的要求，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予极大的关心，尽可能为之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刚到香山后两天，周恩来提出自动电话用起来不如人工电话方便。中央办公厅叶子龙、汪东兴要求彭润田用最快速度安装人工电话，并限定时间解决。当天，彭润田、龚云涛就赶到城里，从原国民党联勤总部仓库挑选了一台美国军用BD—96型40门磁石电话交换机和若干部美制11型磁石电话机。设备运到香山后，机务员、线务员、话务员不分工种昼夜施工，安装设备，架设线路，只用一天多时间就为中央首长装上了磁石交换机和电话机。
磁石交换机装好后，话务室同时管理两种交换台，原有的中继台负责转接市内呼叫香山的电话，磁石台直接为中央首长服务。当时磁石台只装有十几部电话，装用磁石电话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五位书记以及与他们电话联系最多的胡乔木、王稼祥、杨尚昆、李涛等同志。人工交换台装好后能直接为中央领导接电话，话务员们既激动又紧张。能够在电话里亲耳聆听到党的领袖的讲话声音，对于年轻的共产党员别提有多高兴了。然而中央领导人讲话大多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给一直生长在北方的女孩子带来很大困难。领导要求迅速准确地接通电话，听不懂或听错了就会耽误大事。中央领导人大都习惯在夜间工作，夜里相互通话也特别多，因此上夜班就更紧张，她们就更加专心和细心。为了迅速准确地接通每一个电话，话务员们用心地背记电话号码，虽然香山局的电话只一百多部，但是对外联系日益频繁，使用自动电话的同志也常向“总机”查询北平市内的电话号码，所以背记的号码越来越多。
为保持设备运转良好，保证通讯质量，机务员们坚持每天测试全部线路，晚间检修机械，利用局内的测试手段主动配合线务员装电话、维修线路，每天的工作也是很紧张的。
香山电话局的服务区界原来只到香山、碧云寺、卧佛寺一带，但随着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陆续迁到北平，服务区范围越来越广，电话装到了八大处、半壁店、万寿寺、遗光寺，后来还装到了中南海的居仁堂。这样，安装机器线路和维护修理的工作量日益增加，线务员们起早贪黑，不管风晴雨雪，酷暑严寒，只要有任务立即出发。他们的信念是一切为了中央的电话畅通。线务员忙不过来，不值班的机务员、话务员就一起参加架线、装电话、检修线路。
北平解放后，社会上还不是很安定，国民党的飞机还经常在平津一带骚扰。当时香山鬼见愁山顶上设有警卫点，既是地面警卫哨，又是监视敌机的观察哨。为了给鬼见愁山顶警卫哨安装电话，在线务员的带领下，机务员、话务员一起出动。为缩短线路长度，提高通话质量，线路全架在没有路的地方。负责搬运器材的还可以偶尔地绕一绕走好一点的“路”，负责放线扎线的全得顺着水道陡坡从山脚直插山顶。放线的扛着大捆的被覆线在前面攀登放线，扎线的在后面绑扎，大家同心协力，只用半天就完成了任务。
为了提高大家的应急能力，锻炼在异常情况下保证中央通讯的本领，专用局的同志组织了多次防空演习，模拟空袭情况下架设总机、抢修电话线路。大家准备了应急专用器材和工具，埋藏在附近山坳里，一声令下立即拿起备用工具、器材奔上战斗岗位。演习中不少同志做过以人体代替导线的试验。磁石电话机摇把一摇能发送出几十伏交流电，通过身体还真让人心里发颤，参加演习的同志硬是不松手，使电话接通。
香山专用局一建立就成立了党支部，彭润田任书记，龚云涛、刘玉茹为委员。在中直机关党委的领导下，党支部团结全体同志组成了一个政治坚定、作风朴实、技术熟练、工作认真的团结战斗的集体。那时他们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工作生活非常紧张但却丰富多采。回忆起这段生活，他们总觉得心里热乎乎的，那么亲切，那么让人不能忘怀。那时人手不多，要一天24小时有人值班，不值班的又常常要去完成临时性的装电话、修线路任务，整天的活动排得满满的。早晨6点起床、做早操，6点半开始一小时的学习，白天工作，晚上过组织生活或安排其它活动。那时中直机关经常组织上大课，专用局的同志们都参加。他们听过徐特立讲党史，王学文讲政治经济学，李涛讲国际形势，田家英讲党课，以及薛暮桥、杨献珍等人的报告。经常性的政治学习抓得很紧，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和当时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社论等。
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机关的同志在生活上非常关心专用局的同志们。刚到香山时，大家都在大灶露天吃饭，一盆小米饭，一盆熬青菜，伙食较差。后来就改让吃中灶。这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的待遇。然而，使专用局的同志们受益更多的是，吃中灶为他们提供了接触许多老同志的机会，如田家英、于光远、王惠德以及作战室的巫志远等许多同志同专用局的同志们结识后，常到“总机”来，在交往中给他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国际国内形势，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中国革命的历史，党的传统和作风等。虽然不是给他们上课，但对他们革命人生观的建立与巩固，对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自觉性的增强，对于领会党的传统，对于后来做好党交给的工作，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物质上这些老同志也给专用局的同志们许多帮助。解放前电信工人生活是很苦的。北平解放后来香山工作的同志衣着很单薄，作战室的同志常把一些军棉衣裤送给他们御寒。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一天，香山至西郊机场附近的电话线坏了，总机的两位同志去查线，雪深没膝，一位同志脚上的布棉鞋前头、后跟都飞出了棉絮，要不是巫志远及时送来胶棉鞋，在没膝大雪中来回步行两天，他真要把脚冻伤呢！
香山虽然远离市区，但在那段时期，生活并不枯燥。“总机”有个小图书室，大部分藏书是个人带来汇集到一起的，也有的是中直机关同志送给的，有政治理论的，有文学艺术的，有文化科技的，大约有200多册。图书有专人管理，但实行开架借阅，自觉登记，阅毕退回。这里的黑板报也经常更换，有时事报道，有心得笔记，有诗歌，有快板，有批评，有表扬。有一篇板报诗歌还曾受到田家英的赞扬。有位话务员画的一手铅粉画，借着一次进城的机会带回了毛笔、铅粉和纸张，她细心描画，着意匀粉，花了好几天工夫，一幅毛主席像光彩熠熠地展现在眼前，端端正正地悬挂在图书室正面的墙上。总机庭院中央大房子里有个乒乓球台，李质忠、廖鲁言等常来这里打球。“总机”东大门外有块空地，总机的同志们在一角挖了沙坑练习跳高、跳远，另一边竖起单只篮球筐打半场篮球。晚饭后常和中直机关的同志在空地上一起打排球。1949年“五一”劳动节，北平市举办了一次大学排球赛，总机的几位同志和办公厅的李树槐、中宣部的王惠德等曾组队代表“劳动大学”参加比赛。
总机的同志们虽然在中央领导身边工作，但是见到领导人的机会也是不多的。夏日的晚上，朱德总司令常在康克清陪同下散步，从总机庭院穿过，有时还停下来询问同志们的工作学习情况。李克农、邓颖超等领导同志也来过总机看望大家。其他中央领导人就很少见到。1949年5月，毛泽东在行政处大操场接见青代会代表，不值班的同志一下子跑去好几个，虽然人很多挤不进去，只能远远地看看毛泽东，但仍使同志们很激动。
1949年六七月以后，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的活动逐渐多起来。开始时，差不多是白天在城里工作，晚上回香山休息，后来搬到城里的机关工作人员陆陆续续地多起来，专用局的工作重点也逐渐往中南海转移。在这段时间里，中央机关仍有许多部门留在香山，“总机”的任务仍然不少。
1949年7月15日，新建的中南海专用电话局开通，彭润田担任局长。此后，香山专用电话局成为中南海局的一个支局。1954年后，随着中央机关全部撤离香山，香山专用局改为民用电话局。这个中央首脑机关进驻北平后的第一个专用电话局，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开国大典的通信联络由军委电信总局负责。10月1日早晨，局长王诤来到现场，再次对主席台的扩音设备和各方联络进行了检查。主席台中央安设了灵敏度较高的大理石炭质话筒，城楼两侧安装了美式“九头鸟”扩音喇叭。
金水桥石狮子前安装了固定有线电话筒，供聂荣臻总指挥向朱德总司令报告时使用。阅兵指挥部设有15瓦的短波电台，V101报话机和SCR284收发信电台。军委电信总局李潜修负责现场通信联络的组织和协调，谢跃恒、袁玉体分别负责与受阅部队对空指挥台和南苑机场塔台的联系。
为了便于同天安门城楼和东、西三座门、千步廊各分指挥所联系，阅兵指挥部还开设了有线电话总机，并与南苑机场建立了专线电话。
阅兵分列式开始，受阅部队由东向西前进。沿着受阅部队排列的东长安街、崇文门内大街、台基厂大街和东交民巷，每一二百米设有一名步谈机员，随时报告部队行进位置。
在城楼红墙下，总台领班员雷洪用美式步谈机，与东三座门各联络点的步谈机通话，引导受阅部队依次有序进场。“长安3号、4号，队伍跟进”，“防空2号报告……”，“南苑1号，起飞高度……”，指挥部不断地通过电台和联络员向部队发出命令，各电台和联络员也不断地报告着部队的情况。谢跃恒、袁玉体头戴耳机，不停地呼叫、通话、记录。
开国大典那一天，毛泽东卫士李家骥坐在后卫车上，背着为主席准备的保温瓶、茶杯、麦片、点心(实际是小面包，因为毛泽东不爱吃太甜的食物)。随身带这些东西是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因为当时情况很复杂，阶级斗争很激烈，怕敌人暗算领袖。不仅对毛泽东是这样，对其他中央书记也是如此，凡是他们食用的东西都由卫士专人负责。为了携带方便，卫士们把保温瓶和茶杯分别装在蓝布套里，套有长背带，行动时一背就走；用时解开布带就能取出，很方便。卫士李家骥随着毛泽东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内心无比激动，暗暗庆幸能有机会观看这种壮观景象，置身于这一伟大的历史画面。工作人员虽然可以在主席台走动，但毕竟不是主席台上的主要角色，所以，只能和服务人员老实地呆在后大厅里。但在这样绝无仅有的时刻卫士们哪能那么老实规矩!他们都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一饱眼福。
李家骥进到大厅后，准备把保温瓶、茶杯、食物等放在一个地方想好好观看盛况，因为背着这些东西不方便，也不雅观。正在他要放东西时被汪东兴发现了，汪东兴严肃指示李家骥不能随便乱放，李家骥只好仍背着毛泽东的“后勤”。李家骥和几个卫士站在主席台和大厅相通的过门，不仅能看到眼前领导人的活动，又能观察远处广场上的壮丽景色。《开国纪事》一书封面使用一张未经技术处理的开国大典的照片，在正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毛泽东身后门旁有一年轻人，那也是李家骥。
新闻记者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来了，马上争先恐后抢拍镜头，恨不得把全部领导人一举一动都“装到”相机里。在记者给中央领导人照相时，躲镜头是对工作人员的一条纪律要求。但记者为了抢拍领导的镜头常常顾不上背景或身旁身后还有什么人，即使这样，工作人员们也都能自觉地配合记者拍摄工作，但有时因客观条件也躲不过去。李家骥和李银桥、王鹤滨等离毛泽东很近。叶子龙提醒他们闪开，由于人太多，加之离毛泽东太远也不行，结果还是被照相机装进了镜头。后来放映的开国大典的影片中，在毛主席左侧后有一个背保温瓶的青年一闪而过，那也是李家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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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讯需要。因此，决定易地新建。根据中央主要领导人员和办事机关驻地安排，选定香山慈幼院的理化馆作为建局地址。
局址选定后，建局工作立即开始。工程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安装一部150门步进制自动电话交换机及中继交换台和相应的电源设备；二是架设香山园内周围地区中央及军委机关的用户电缆和线路；三是扩充由香山至北平市内的电话线路，借以使专用局与市内电话网及全国电话网勾通。2月中下旬，三部分工程陆续开工，参加工程建设的人员除少数军委三局电话队的同志外，绝大部分是北平电信局的工人。
军委三局的领导一到北平就决定为中央机关安装自动电话。于是接管部派遣北平电信局工程师娄彦厘到已接管的各部门物色可使用的自动电话交换设备，最后选中一台150门西门子式步进制自动电话交换机和无纽式中继交换台。2月中下旬，选派了五六名政治可靠、技术熟练的机务员在南局（即现在厂甸局）机房大楼一楼整修。
北平市军管会对中央进驻北平后的通讯问题非常关心。3月初，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北平市第一任市长叶剑英专程来到电话局检查通讯准备工作，看望整修机械的工人。叶剑英由李玉奎陪同来到工作间，向工人们询问工作情况和机械性能，勉励工人努力工作。随后又视察了电话三分局机械室、长途机务站和长途机械室等部门。
设备投入使用后的经常性管理、保养和优良的服务更为重要。北平电信接管部决定派彭润田去香山担任局长，全面负责专用局的工作。彭润田原为军委三局电话排排长，1944年从晋察冀军区调到延安电话排，一直直接为中共中央电话通讯服务。他熟悉中央通讯的特殊要求，熟悉中央首脑机关的同志。3月9日，彭润田到达香山。这时整修交换机的工作已经完成。3月10日，装机工作正式开始。
2月末3月初的香山，到处堆积着残雪，屋檐下挂着长长的冰凌。架设线路的人员在山间野外凛烈寒风中施工，栽电杆、架明线、挂钢索、接电缆，地冻得梆梆硬，要一根一根地栽好电线杆，把几百对电缆接起来，困难可想而知。室内的条件也好不了多少，没有取暖设备，要竖机架、装机械，编扎缆线、焊接大量机间连线，任务相当繁重。全体人员不畏天寒地冻，争分夺秒，以出色的工作表达解放了的北平电信工人迈向新生活的无限欢欣。3月中旬的一天，北平电信接管部副部长王子刚和李玉奎来香山检查工作，一面同大家谈心，一面详细地询问工程进展情况。王子刚要求大家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并告诉大家他本人就是从香山慈幼院投笔从戎参加革命的。当同志们汇报完工程进度之后，王子刚夸奖同志们任务完成得好，鼓励大家继续克服困难按期完成任务。3月23日，机线设备安装工程如期完成，中央进驻北平后第一个专用电话局——香山专用电话局正式投入运行。
香山专用电话局机线设备安装工作完成后，除少数施工人员留局继续从事经常性的通讯保障工作外，大部分撤回到北平电信局。同时，北平电信接管部又在军委三局和北平电信局遴选了政治可靠、思想进步、工作认真、技术熟练的机务员、线务员、话务员，调到香山电话局工作。到达工作岗位后，进一步进行纪律教育，明确提出工作要求：规定平日不许回家，不许随便外出，不许与亲友通信，不许告诉亲友自己的工作地点和任务，要求每个同志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去完成每一项工作；迅速、准确地保证中央的电话畅通。专用电话局首批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一些非党同志也是团结在党周围的积极分子。当他们了解到工作的具体内容后，更加激起做好工作的强烈的责任心，一连几个月不回家，一心扑到工作上。
香山专用局被中共中央机关的首长和同志们亲切地称作“总机”。“总机”——这个延安时期对通讯部门的传统称呼，从延安、西柏坡延续到了香山，后来又延续到了中南海，直到今天。不管通讯部门的隶属关系有什么变化，中央机关总把它视为直属机关的一部分。对工作提出严格的要求，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予极大的关心，尽可能为之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刚到香山后两天，周恩来提出自动电话用起来不如人工电话方便。中央办公厅叶子龙、汪东兴要求彭润田用最快速度安装人工电话，并限定时间解决。当天，彭润田、龚云涛就赶到城里，从原国民党联勤总部仓库挑选了一台美国军用BD—96型40门磁石电话交换机和若干部美制11型磁石电话机。设备运到香山后，机务员、线务员、话务员不分工种昼夜施工，安装设备，架设线路，只用一天多时间就为中央首长装上了磁石交换机和电话机。
磁石交换机装好后，话务室同时管理两种交换台，原有的中继台负责转接市内呼叫香山的电话，磁石台直接为中央首长服务。当时磁石台只装有十几部电话，装用磁石电话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五位书记以及与他们电话联系最多的胡乔木、王稼祥、杨尚昆、李涛等同志。人工交换台装好后能直接为中央领导接电话，话务员们既激动又紧张。能够在电话里亲耳聆听到党的领袖的讲话声音，对于年轻的共产党员别提有多高兴了。然而中央领导人讲话大多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给一直生长在北方的女孩子带来很大困难。领导要求迅速准确地接通电话，听不懂或听错了就会耽误大事。中央领导人大都习惯在夜间工作，夜里相互通话也特别多，因此上夜班就更紧张，她们就更加专心和细心。为了迅速准确地接通每一个电话，话务员们用心地背记电话号码，虽然香山局的电话只一百多部，但是对外联系日益频繁，使用自动电话的同志也常向“总机”查询北平市内的电话号码，所以背记的号码越来越多。
为保持设备运转良好，保证通讯质量，机务员们坚持每天测试全部线路，晚间检修机械，利用局内的测试手段主动配合线务员装电话、维修线路，每天的工作也是很紧张的。
香山电话局的服务区界原来只到香山、碧云寺、卧佛寺一带，但随着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陆续迁到北平，服务区范围越来越广，电话装到了八大处、半壁店、万寿寺、遗光寺，后来还装到了中南海的居仁堂。这样，安装机器线路和维护修理的工作量日益增加，线务员们起早贪黑，不管风晴雨雪，酷暑严寒，只要有任务立即出发。他们的信念是一切为了中央的电话畅通。线务员忙不过来，不值班的机务员、话务员就一起参加架线、装电话、检修线路。
北平解放后，社会上还不是很安定，国民党的飞机还经常在平津一带骚扰。当时香山鬼见愁山顶上设有警卫点，既是地面警卫哨，又是监视敌机的观察哨。为了给鬼见愁山顶警卫哨安装电话，在线务员的带领下，机务员、话务员一起出动。为缩短线路长度，提高通话质量，线路全架在没有路的地方。负责搬运器材的还可以偶尔地绕一绕走好一点的“路”，负责放线扎线的全得顺着水道陡坡从山脚直插山顶。放线的扛着大捆的被覆线在前面攀登放线，扎线的在后面绑扎，大家同心协力，只用半天就完成了任务。
为了提高大家的应急能力，锻炼在异常情况下保证中央通讯的本领，专用局的同志组织了多次防空演习，模拟空袭情况下架设总机、抢修电话线路。大家准备了应急专用器材和工具，埋藏在附近山坳里，一声令下立即拿起备用工具、器材奔上战斗岗位。演习中不少同志做过以人体代替导线的试验。磁石电话机摇把一摇能发送出几十伏交流电，通过身体还真让人心里发颤，参加演习的同志硬是不松手，使电话接通。
香山专用局一建立就成立了党支部，彭润田任书记，龚云涛、刘玉茹为委员。在中直机关党委的领导下，党支部团结全体同志组成了一个政治坚定、作风朴实、技术熟练、工作认真的团结战斗的集体。那时他们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工作生活非常紧张但却丰富多采。回忆起这段生活，他们总觉得心里热乎乎的，那么亲切，那么让人不能忘怀。那时人手不多，要一天24小时有人值班，不值班的又常常要去完成临时性的装电话、修线路任务，整天的活动排得满满的。早晨6点起床、做早操，6点半开始一小时的学习，白天工作，晚上过组织生活或安排其它活动。那时中直机关经常组织上大课，专用局的同志们都参加。他们听过徐特立讲党史，王学文讲政治经济学，李涛讲国际形势，田家英讲党课，以及薛暮桥、杨献珍等人的报告。经常性的政治学习抓得很紧，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和当时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社论等。
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机关的同志在生活上非常关心专用局的同志们。刚到香山时，大家都在大灶露天吃饭，一盆小米饭，一盆熬青菜，伙食较差。后来就改让吃中灶。这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的待遇。然而，使专用局的同志们受益更多的是，吃中灶为他们提供了接触许多老同志的机会，如田家英、于光远、王惠德以及作战室的巫志远等许多同志同专用局的同志们结识后，常到“总机”来，在交往中给他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国际国内形势，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中国革命的历史，党的传统和作风等。虽然不是给他们上课，但对他们革命人生观的建立与巩固，对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自觉性的增强，对于领会党的传统，对于后来做好党交给的工作，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物质上这些老同志也给专用局的同志们许多帮助。解放前电信工人生活是很苦的。北平解放后来香山工作的同志衣着很单薄，作战室的同志常把一些军棉衣裤送给他们御寒。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一天，香山至西郊机场附近的电话线坏了，总机的两位同志去查线，雪深没膝，一位同志脚上的布棉鞋前头、后跟都飞出了棉絮，要不是巫志远及时送来胶棉鞋，在没膝大雪中来回步行两天，他真要把脚冻伤呢！
香山虽然远离市区，但在那段时期，生活并不枯燥。“总机”有个小图书室，大部分藏书是个人带来汇集到一起的，也有的是中直机关同志送给的，有政治理论的，有文学艺术的，有文化科技的，大约有200多册。图书有专人管理，但实行开架借阅，自觉登记，阅毕退回。这里的黑板报也经常更换，有时事报道，有心得笔记，有诗歌，有快板，有批评，有表扬。有一篇板报诗歌还曾受到田家英的赞扬。有位话务员画的一手铅粉画，借着一次进城的机会带回了毛笔、铅粉和纸张，她细心描画，着意匀粉，花了好几天工夫，一幅毛主席像光彩熠熠地展现在眼前，端端正正地悬挂在图书室正面的墙上。总机庭院中央大房子里有个乒乓球台，李质忠、廖鲁言等常来这里打球。“总机”东大门外有块空地，总机的同志们在一角挖了沙坑练习跳高、跳远，另一边竖起单只篮球筐打半场篮球。晚饭后常和中直机关的同志在空地上一起打排球。1949年“五一”劳动节，北平市举办了一次大学排球赛，总机的几位同志和办公厅的李树槐、中宣部的王惠德等曾组队代表“劳动大学”参加比赛。
总机的同志们虽然在中央领导身边工作，但是见到领导人的机会也是不多的。夏日的晚上，朱德总司令常在康克清陪同下散步，从总机庭院穿过，有时还停下来询问同志们的工作学习情况。李克农、邓颖超等领导同志也来过总机看望大家。其他中央领导人就很少见到。1949年5月，毛泽东在行政处大操场接见青代会代表，不值班的同志一下子跑去好几个，虽然人很多挤不进去，只能远远地看看毛泽东，但仍使同志们很激动。
1949年六七月以后，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的活动逐渐多起来。开始时，差不多是白天在城里工作，晚上回香山休息，后来搬到城里的机关工作人员陆陆续续地多起来，专用局的工作重点也逐渐往中南海转移。在这段时间里，中央机关仍有许多部门留在香山，“总机”的任务仍然不少。
1949年7月15日，新建的中南海专用电话局开通，彭润田担任局长。此后，香山专用电话局成为中南海局的一个支局。1954年后，随着中央机关全部撤离香山，香山专用局改为民用电话局。这个中央首脑机关进驻北平后的第一个专用电话局，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开国大典的通信联络由军委电信总局负责。10月1日早晨，局长王诤来到现场，再次对主席台的扩音设备和各方联络进行了检查。主席台中央安设了灵敏度较高的大理石炭质话筒，城楼两侧安装了美式“九头鸟”扩音喇叭。
金水桥石狮子前安装了固定有线电话筒，供聂荣臻总指挥向朱德总司令报告时使用。阅兵指挥部设有15瓦的短波电台，V101报话机和SCR284收发信电台。军委电信总局李潜修负责现场通信联络的组织和协调，谢跃恒、袁玉体分别负责与受阅部队对空指挥台和南苑机场塔台的联系。
为了便于同天安门城楼和东、西三座门、千步廊各分指挥所联系，阅兵指挥部还开设了有线电话总机，并与南苑机场建立了专线电话。
阅兵分列式开始，受阅部队由东向西前进。沿着受阅部队排列的东长安街、崇文门内大街、台基厂大街和东交民巷，每一二百米设有一名步谈机员，随时报告部队行进位置。
在城楼红墙下，总台领班员雷洪用美式步谈机，与东三座门各联络点的步谈机通话，引导受阅部队依次有序进场。“长安3号、4号，队伍跟进”，“防空2号报告……”，“南苑1号，起飞高度……”，指挥部不断地通过电台和联络员向部队发出命令，各电台和联络员也不断地报告着部队的情况。谢跃恒、袁玉体头戴耳机，不停地呼叫、通话、记录。
开国大典那一天，毛泽东卫士李家骥坐在后卫车上，背着为主席准备的保温瓶、茶杯、麦片、点心(实际是小面包，因为毛泽东不爱吃太甜的食物)。随身带这些东西是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因为当时情况很复杂，阶级斗争很激烈，怕敌人暗算领袖。不仅对毛泽东是这样，对其他中央书记也是如此，凡是他们食用的东西都由卫士专人负责。为了携带方便，卫士们把保温瓶和茶杯分别装在蓝布套里，套有长背带，行动时一背就走；用时解开布带就能取出，很方便。卫士李家骥随着毛泽东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内心无比激动，暗暗庆幸能有机会观看这种壮观景象，置身于这一伟大的历史画面。工作人员虽然可以在主席台走动，但毕竟不是主席台上的主要角色，所以，只能和服务人员老实地呆在后大厅里。但在这样绝无仅有的时刻卫士们哪能那么老实规矩!他们都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一饱眼福。
李家骥进到大厅后，准备把保温瓶、茶杯、食物等放在一个地方想好好观看盛况，因为背着这些东西不方便，也不雅观。正在他要放东西时被汪东兴发现了，汪东兴严肃指示李家骥不能随便乱放，李家骥只好仍背着毛泽东的“后勤”。李家骥和几个卫士站在主席台和大厅相通的过门，不仅能看到眼前领导人的活动，又能观察远处广场上的壮丽景色。《开国纪事》一书封面使用一张未经技术处理的开国大典的照片，在正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毛泽东身后门旁有一年轻人，那也是李家骥。
新闻记者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来了，马上争先恐后抢拍镜头，恨不得把全部领导人一举一动都“装到”相机里。在记者给中央领导人照相时，躲镜头是对工作人员的一条纪律要求。但记者为了抢拍领导的镜头常常顾不上背景或身旁身后还有什么人，即使这样，工作人员们也都能自觉地配合记者拍摄工作，但有时因客观条件也躲不过去。李家骥和李银桥、王鹤滨等离毛泽东很近。叶子龙提醒他们闪开，由于人太多，加之离毛泽东太远也不行，结果还是被照相机装进了镜头。后来放映的开国大典的影片中，在毛主席左侧后有一个背保温瓶的青年一闪而过，那也是李家骥。